曾為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堂之一,現(xiàn)在卻只是省屬重點——山西大學
我國創(chuàng)辦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堂,除了現(xiàn)在有名的北京大學和天津大學之外,山西大學堂也占有一席,可想而知,當年山西大學的地位,而如今,也只是山西省重點建設大學。
今天咱們就來說一下,究竟是因為什么,致使曾經(jīng)風光無限的山大,最后淪為如此地步?甚至被分出去的太原理工大學都成了211,而自己仍舊默默無聞。
百年山大的歷史相對于之前講的中山大學,山西大學的歷史不是太復雜。
在清朝末期的1901年,政府有令: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設大學堂。當時的山西巡撫,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委書記岑春煊,就把當時太原的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合并,進行籌辦。最終,在1902年,山西大學堂成立。
在這里,稍微說一下岑春煊這個人,也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人物,并且還是一個“官二代”,父親是之前的云貴總督,總督是比巡撫還要高一級的,掌管著好幾個省,側重軍事。岑春煊不僅有背景,還立了大功,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時,安全護送慈禧和光緒帝到了西安,之后便擔任了陜西巡撫,次年又出任山西巡撫。
山西大學堂成立后不久,岑春煊和李提摩太又為學校增設了西齋,并且還在上海成立了譯書院。在那個時候,山西大學堂、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成為了最早的三所國立大學堂,開啟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新征程。
1912年,改名為山西大學校;1918年,改為國立山西大學;1931年,改為山西大學。
之后的日本侵華,致使山大幾經(jīng)遷徙,甚至停辦。從太原到晉南,再到陜西,最后1946年4月,才重新返回太原,一路波折。
從1914年到1939年,有山西省省立工業(yè)專門學校、山西省省立法學院、川至醫(yī)學??茖W校等6所學校并入其中,1949年春,中國大學理學院并入山大。
至此,山西大學基本形成了院系調整前的規(guī)模,擁有文、理、醫(yī)、工、法五個學院。雖然早已不是20世紀初,可以標榜自己是三所國立大學堂之一,但在山西,絕對的老大哥,排在首位毫無爭議。那在1952年開始院系大調整之后,山大又被分成了哪些學校呢?
山大如何變得默默無聞之前講的南大和中大,在這次調整之后,至少還保留了自己的校名,而山西大學連名字都沒有了。
文、理兩院(含中文、歷史、外語、教育、數(shù)學、化學、生物7個系及中文、史地、數(shù)學、理化、生物、體育5個專修科)合并,改稱山西師范學院;
醫(yī)學院獨立建院,為山西醫(yī)學院,現(xiàn)為山西醫(yī)科大學;
工學院(含土木工程、采礦工程、冶金工程、化工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紡織工程7個系)中冶金工程系參與組建新成立的北京鋼鐵工業(yè)學院,現(xiàn)為北京科技大學;
紡織工程系和采礦工程系并入西北工學院,現(xiàn)為西北工業(yè)大學;
工學院其余部分(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化工工程4個系)獨立建校為太原工學院,現(xiàn)為太原理工大學;
法學院改稱財經(jīng)學院(含經(jīng)濟、工商管理、會計3個系),后劃歸入中國人民大學;
農(nóng)學院獨立成立學院;
這次調整取消了山西大學建制,更名為山西師范學院,直到1959年,才再度組建山西大學。
1961年與山西師范學院合并,仍定名為山西大學。
山大,能否再有昔日風采?經(jīng)過院系大調整的山大,在之后的發(fā)展道路上,不像南大和中大一樣,依舊在自己的地盤上排在榜首,而是慢慢被分出去的太原理工大學超越。不管是211,還是之后的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的評選,都被太原理工搶走,昔日聞名全國的三所國立大學堂之一,現(xiàn)在變得默默無聞。
至于兩次關鍵的評選山大都未能突圍,被太原理工超越,這和1952年的院系調整其實也是一樣,要適應發(fā)展。山西作為一個歷來依靠煤炭發(fā)展的資源大省,當時把211給了太原理工,應該是希望一個工科院??梢愿玫闹С职l(fā)展,如今再次把它選為“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同樣要服務于山西這塊轉型發(fā)展的試驗田。
再對比國家重點學科,山西大學為:光學和科學技術哲學;太原理工大學為:化學工藝、材料加工工程、采礦工程,同時還有國家雙一流建設學科:化學工程與技術。
山大,作為曾經(jīng)引領山西教育發(fā)展的老大哥,一步步被分出去的太原理工兄弟超越,也許倍感無奈。但更好的資源,總會給予更有利于地區(qū)發(fā)展的地方,在山西這個以煤炭和鋼鐵為主的省份,山大這所綜合性大學,還能否再恢復往日的輝煌?
山大未來的征程,路途遙遠,前路漫漫!
最早的3個國立大學堂,現(xiàn)在怎么樣了,網(wǎng)友:山西大學落寞了 山西大學
中國有史以來,經(jīng)濟、社會等發(fā)展都是先進的,就連歐美各國也派各種傳教士進入我國,學習各種治國理政經(jīng)驗,教育也不例外。直到近200年,才出現(xiàn)滑坡。越是艱難,越想著維新強國。19世紀末,我國大力辦學,開辦京師、北洋和山西大3個大學堂,這也就是中國大學的鼻祖,也就是現(xiàn)今的北大、天大和山西大學?,F(xiàn)如今三個大學怎么樣了?答案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
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
3大學堂,都是皇室血統(tǒng)甚至軍閥背景,成立至今已愈百年,京師大學堂可謂高校大哥;加上其在皇城根上,擁有的人才優(yōu)勢和資源優(yōu)勢,自然要強過山西和天津,是當時全國范圍內(nèi)的最高學府。1908年,京師大學堂一分為二,分別建立了現(xiàn)在的北師大和西北師范兩個高校。1912年,北京大學正式更名,后來農(nóng)科,又演變成了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
發(fā)展至今,北京大學一如既往地在中國教育史上扎根繁衍,一直是國內(nèi)外赫赫有名的高等學府,無數(shù)學子爭相考取的名牌高校,無數(shù)人才仰慕的知識殿堂。
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
北洋大學堂成立于19世紀90年代,當時全國渴盼革新,盛宣懷則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出任總教習,開辦了北洋大學堂,運用的是美國耶魯大學、哈弗大學的教育理念。
如今,天津大學作為百年老校,既是全國985工程,也是211大學,即雙一流高校。每年高考的省控線在520分左右,但最低錄取分數(shù)基本維持在600分上下,在天津,緊排在南開大學后面,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優(yōu)質高效。
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
3個大學堂中,北大和天大不用贅述,都是“雙一流”大學,享譽世界,學科設置也名震全國,而唯獨山西大學有點“落寞”,與211失之交臂,又與“雙一流”無緣,排名一度下降,從當時的全國第三,掉到了現(xiàn)在的全國100名上下,也就是一所普通大學。
可從山西大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不是本身不強,而是強勢學科都被分流合并到其他高校了。山西大學堂,原本就是一個傳教士,叫李提摩太,適逢庚子賠款,他就在山西創(chuàng)辦了一個中西合璧的大學堂,即山西大學堂。1931年學堂改名為山西大學,當時就設有12大類91個本科專業(yè)。有人說如此規(guī)模的綜合性大學,其沒落是因為錯過了發(fā)展機遇(比如錯過211的評定)、缺少新鮮教育理念(比如師資力量清一色山西人)、地理位置不好(比如人才流動難、資源枯竭、經(jīng)濟結構單一),更有一種說法為:院系調整時好專業(yè)被“四分五裂”了,比如法律專業(yè)在北大、工學在北科大、經(jīng)管在人大等等,才導致山西大學目前的落后態(tài)勢。
揭秘山西大學堂前身 : 三立、晉陽、令德堂書院 山西大學
坊間流行的《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國大學教育發(fā)展史》之類的著作,大多將中國大學的歷史追溯至“三代之學”,或從西周“大學”談起,或從漢代“太學”算起,即使像當今中國高等教育的重鎮(zhèn)——北京大學的校史,像馮友蘭這樣的碩學鴻儒也強調:“北京大學的校史應該從漢代的太學算起?!?/p>
最近,國內(nèi)各大學紛紛舉行校慶,大多將歷史盡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頭換面”或“偷梁換柱”。此種現(xiàn)象實是國人“民族自尊”情結的顯露: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學史”,實在說不過去呀。
此種建構“悠久歷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無限地擴張卻不值得提倡。因為中國古代的“大學”或“太學”,與“university" 存在巨大差異,中因近代新式大學的建立和大學制度的確立,實在是地道的舶來品( 參見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年3 月版)。
近代中國一些新式大學的成立,與前已存在的書院倒是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繼京師大學堂( 今北京大學) 之后于1902 年成立的山西大學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設在太原的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合并而成。
1907年的山西大學堂全景
晉陽書院與三立書院
“晉陽書院建自前明”。明萬歷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筑三賢堂, 祀奉講學河汾、生長于河汾的三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以此作為士子學習的榜樣,并掛起“河汾書院”的牌匾。萬歷二十一年(1593 年),時任山西巡撫魏允貞在太原府沿西南右所街,又將三賢堂擴大為三立祠,祠奉明賢55 人,每年按規(guī)定日期和儀式致祭。三立書院由此確立。
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沈敦和題寫的校名
三立書院最初辦得很有成效。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庚子科鄉(xiāng)試時,學員考中舉人者多達50余人。崇禎初年,時任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從考生中擇錄優(yōu)等生250 人進入三立書院,并將三立祠名臣、鄉(xiāng)賢續(xù)增至71人,袁為其各著一傳,傳后加以“袁臨侯日”的評語,名其書為《三立祠傳》。
袁繼咸,字季通, 號臨候,江西宜春人。辦事公正,熱心教育。他主持三立書院后,與士子互相討論,朝夕勸課,生活上蔬食菜羹,與士子一致。袁氏不帶家眷,節(jié)余薪俸,全數(shù)補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親自慰問,并出醫(yī)藥費用,深得三立書院士子之擁戴。崇禎九年(1636 年)當袁氏遭誣陷被逮進京后,以傅山、薛宗周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為袁鳴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為有名的“伏闕訟冤”。崇禎十六年(1643 年),時任巡撫蔡懋德又對三立書院進行整頓,其中兩大措施最為著名: 一為聘請知州魏權中、舉人韓霖、桑拱陽及傅山來院講學; 二為每月三集,集中講學。初集講圣諭,由地方紳士和鄉(xiāng)老參加; 再集講經(jīng)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從政人員必須參加;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參加。
明清之際十余年兵荒馬亂,山西屬于重災區(qū),三立書院也受到一定沖擊。順治十七年(1660 年),山西巡撫白汝梅鑒于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jīng)兵燹,遂在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書院總面積大為擴展,共花費白銀2130余兩。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三立書院正式改名“晉陽書院”,重建后的晉陽書院舊址即在現(xiàn)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內(nèi)。自順治十八年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 年間,晉陽書院一直設在候家巷。1902 年成立山西大學堂,大學堂總教習兼中學專齋總理谷如墉,即為晉陽書院最后一任山長,晉陽書院的學生也全部進入山西大學堂。
山西大學堂校門
令德堂書院
山西大學堂與“令德堂書院”也有歷史淵源。光緒八年(1882 年),張之洞繼任山西巡撫,針對山西“士氣衰微而廢其學”“此時唯苦人才不足”的情況,到任伊始,即與學使王學莊商議,并會銜入奏,請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晉藩寶賢堂舊址別建精廬,仿阮元學海堂詁經(jīng)精舍例,設“令德堂書院”。后因王學莊丁憂去官,張之洞又與新任學使鳳歧悉心規(guī)劃,在橋頭街(今太原市人民公園)覓屋開辦。令德堂課士,仍為傳統(tǒng)書院規(guī)制,其延聘的山長、分校都是對經(jīng)史古學造詣頗深的儒生,如主講王軒(洪洞人)為同治壬戌進士,幼治三禮,習許氏《說文》,于地理學、金石考訂頗有成就; 協(xié)講楊篤(鄉(xiāng)寧人) 為同治甲子舉人,精三禮,尤專訓詁。王、楊均為光緒《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 協(xié)講楊深秀(聞喜人) 為光緒丁丑進士,治樸學,為后來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令德堂創(chuàng)始人張之洞
1884 年,張之洞飭冀寧道詳議令德堂章程六條四十二目(載光緒《晉政輯要》卷23,《禮制,學校六》),舉凡延請主講,編立功課,修繕雜支,書籍購置,課卷日記,監(jiān)院教諭,書役齋夫, 巡更雜役,均一一議立章程,“以期歷久可行”,令德堂學生最初僅30人,后陸續(xù)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據(jù)載,1885 年乙酉鄉(xiāng)試,有文能運用許慎《說文》及史學辭章具有根底者皆屬令德堂肄業(yè)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維新高潮期間,令德堂肄業(yè)生增至120 人,院長屠仁守進行教學改制,添設經(jīng)濟課四門——政治時務、農(nóng)功物產(chǎn)、地理兵事、天算博藝,令學生任選一門,廣覽眾參。令德堂的與時俱進,適應了社會變革的需求。
令德堂書院章程
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 義和團運動發(fā)生后,外籍教士安懷珍、劉博第等強占令德堂為臨時教堂,令德堂于是停辦,其肄業(yè)生后來一律轉入新設立的山西大學堂,中學專齋最初的教學內(nèi)容和方法多承襲令德堂舊制,而山西大學堂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師田應璜、張友桐、董化時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畢業(yè)生。
清末書院改學堂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潮流,山西大學堂就是在晉陽書院和令德堂書院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的。
|來源:《山大往事》、青蓮讀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