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好河山”,張家口還有那么多古人石刻
古時很多人在需要記事的時候,鏟平一塊石壁勒刻文字或圖像,少者數(shù)字,多者千言。據(jù)資料記載,摩崖石刻起源于遠古時代,盛行于北朝時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連綿不斷。據(jù)馮云鵬《金石索》曰:“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摩崖有些是經(jīng)過書丹的,也有不少是直接奏刀鑿刻,所以風格多自然開張,氣勢雄偉,意趣天成,表現(xiàn)出一種陽剛之美。且許多摩崖石刻為名人所題,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張家口是一座有悠久歷史的“塞外山城”,在這塊邊關大地上有很多歷史遺跡。古長城要隘---大境門是張家口的象征。大境門上古人留下的“大好河山”匾額成為張家口人的驕傲。類似這樣的匾額和摩崖石刻,在張家口的大地上還有很多。
張家口地處邊塞,歷來征戰(zhàn)不斷。歷代戍邊將帥、文人名士常于壯觀險峻的峽谷、崇山峻嶺間的崖壁留下抒發(fā)感懷的題詞、題字及詩賦。摩崖石刻風格各異,或清秀挺拔,或雄渾豪放,或莊嚴拘謹,或氣勢奪人。這些與山水同在,記載著許多歷史傳說和事件的摩崖石刻不僅是書法寶庫的珍品,也在一筆一劃中自成風景。
出大境門不遠的山石上,就留有清康熙年間的石刻“內(nèi)外一統(tǒng)”,還有宣化區(qū)內(nèi)鐘鼓樓上的匾額“鎮(zhèn)朔樓”“神京屏翰”是清乾隆年間留下的。尤其是一些古人的摩崖石刻,雖歷經(jīng)滄桑幾百年,卻依然熠熠生輝神采飛揚。在赤城縣的龍門崖就有眾多的古人石刻,最為壯觀的是四個大字“朔方屏障”。抗日英雄佟麟閣在湯泉留下了“赤泉”石刻。頗有意味的是清康熙年間耿昭忠題寫的“洗心”碑刻。當年其兄耿精忠在福州叛清做亂。他為了向康熙表示忠誠與兄耿精忠劃清界限,在湯泉旁立碑為證。
大境門是張家口境內(nèi)長城上一座邊門。建于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具有350多年歷史。它是一座條石基礎的磚砌拱門,門墻高12米,底長13米,寬9米,有木質(zhì)鐵皮大門兩扇。頂部為一平臺,長12米,寬7.5米。外有1.7米高的垛口,內(nèi)有0.8米高的女兒墻。在門楣有“大好河山”四個遒勁有力的楷體大字,據(jù)說是由當時的地方軍政首腦察哈爾都統(tǒng)高維岳親筆書寫的。歷盡幾百年至今。成為了張家口市的一句城市形象標志語。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北征噶爾丹,其主力部隊就是從張家口誓師出發(fā)的。 平定噶爾丹后不久,張家口晉籍文人張自成被長城內(nèi)外祥和繁榮的景象所感動,于康熙五十二年(1709年)揮筆寫下“內(nèi)外一統(tǒng)”四個大字,鐫刻在大境門外的石壁上,表達了長城內(nèi)外廣大民眾對祖國統(tǒng)一的要求和對和平的熱愛。
從赤城縣向城北而行,有一舍身崖。據(jù)《宣化府志》載:“龍門峽”,在云州東北五里,即舍身崖。兩山相對如門,壁高千仞,其下塞外清水循崖屈注,琮潺有聲,即《山經(jīng)注》:沽水南出峽,所謂獨固門是也。舍身崖地處沽水通道上游,為“丫”字形咽喉要隘,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其危崖相對、高聳入云,若天門微啟;沿水循澗,只容單騎,可內(nèi)外溝通。明代為扼守險要要隘,這里被稱為“朔方屏障”。屬宣府防御體系中的北路防區(qū),是上北路、中北路、下北路三路軍馬共同防御的咽喉要隘。其時的戍邊將帥、文人名士都有“振旅歸來定勒名”的雅興,所以,崖壁上刻滿了詩賦佳作?,F(xiàn)存紀年明確的,有明代正統(tǒng)、正德、嘉靖、萬歷、崇禎,清順治、乾隆等年間石刻20余品。形制有匾額形、圓首碑形、方首碑形和臨崖題字刻畫形。碑形石刻規(guī)格不等,多為鎮(zhèn)守邊塞的將軍題寫?!叭费屎怼?、“龍門崖聯(lián)句”等反映了當時軍人在邊塞時的豪邁情懷。特別是明代御史孫愈賢題刻的“朔方屏障”,筆畫似棟梁,點捺大如牛,絕地百尺,氣勢雄渾,十分壯觀。
通高3.3米,寬1.2米,首體相連為一整塊青石雕刻而成,筆力挺然,蔚蔚古風,極具藝術奇趣,這是位于蔚縣麥子疃村西北楊家墓地的《蔚州楊氏先塋碑銘》。據(jù)《蔚州志·金石》記載,該碑“碑石甚奇,以得趙文與書,故州人多傳拓者,舊志載人藝文”。楊赟碑碑文用706字記錄了墓主人楊赟的生平、人品、政績,豎刻的正文為行書,端莊秀麗,鐫刻精工,是趙孟頫之作。趙孟頫是多才多藝的文學藝術家,書畫造詣高深。他的《蔚州楊氏先塋碑銘》編撰莊重典雅,堪稱其晚年的代表作。該碑立石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碑文被收錄在趙孟頫《松雪齋文集》中。碑陰額刻盤龍,與碑陽相同。中刻“楊氏宗系之譜”六字,下刻楊赟曾祖以下五代至其子輩?!段抵輻钍舷葔L碑銘》被稱為我國古代書法藝術寶庫的珍品之一。
《祁真人道行碑》立于赤城縣城北金閣山靈真觀遺址內(nèi)。它通高4.4米,座高0.7米.寬1.25米,長2.30米;碑身為漢白玉質(zhì),高3.7米,寬1.25米,厚0.31米。盤龍碑首,碑額陰刻“玄門掌教大宗師洞明真人道行之碑”15字篆書,碑陽陰刻楷書為24行1082字,碑陰陰刻楷書為21行1004字,元成宗時國史李謙撰文?!镀钫嫒说佬斜氛w碑文頓挫有力,排列均勻,數(shù)千文字行云流水,勒石考究,刀工洗煉,堪稱碑石中之精品。
位于橋西區(qū)正溝街西側山崖離地面約4米高的石壁上刻有“內(nèi)外一統(tǒng)”四個楷書大字?!?a href='/jingdian/43080' target=_blank>正溝街摩崖石刻”每字約一米見方,石刻下方還有“啊嘛呢叭咪哞”等漢、藏、蒙文字。據(jù)石刻題款記錄,該石刻成于清康熙五十二年,據(jù)考證是佛教界祝賀清朝廷冊封班禪五世的石刻遺存。石刻依火石天山,石質(zhì)為花崗巖,對于研究張家口邊塞地區(qū)的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1933年,日軍西進察哈爾省,企圖吞掉華北。國難當頭之時,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于5月26日在張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開始了震驚中外的抗戰(zhàn)。8月27日,方振武率抗日同盟軍到達素有“北路咽喉”、“絕塞雄關”之稱的赤城獨石口。方振武以這一天險為依托,組織軍民向已陷于敵手的熱西出擊,于8月底收復了豐寧等縣,為表達“正義所致、不辭湯火、光榮之死、甘于鼎飴”的決心,方振武揮毫寫下了“驅(qū)寇安邊”,并鐫刻于碑,立于城南,成為激勵抗日將士英勇殺敵的動員令。這一表現(xiàn)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和千古不朽抗戰(zhàn)業(yè)績的石碑現(xiàn)已成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歷史豐碑。
石頭沉重,形態(tài)萬千。石刻無言,卻是歷史的存根。當曾經(jīng)的輝煌逐漸在歲月的長河中湮滅時,它們幸存下來,成為人們追溯往昔的珍貴物證。完整或殘存的石刻見證了已逝的風華,刻上去便成為歷史,長留天地,成為永恒的記憶。(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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