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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三禮”家世考述

“袁氏三禮”專指袁復禮、袁同禮和袁敦禮兄弟,這一說法較早見于 1930 年代初。1933 年考入北京大學的郭文魁,入學后不久便對“宋氏有三齡,袁氏有三禮”說法有所耳聞。1965年2月,袁同禮去世后,臺北舉辦的紀念活動也使用過類似“袁氏三禮”的說法。郭文魁初聞“袁氏三禮”大名時,正逢袁氏兄弟聲名鵲起。1933年,袁復禮已結(jié)束轟動學術界的“西北科學考察”之行返回北平,袁同禮則在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袁敦禮是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主任。1930 年代聲光初現(xiàn)的袁氏三兄弟,原是仕宦舊家子弟,后來分別在近代中國地質(zhì)學、圖書館和體育事業(yè)中成為先驅(qū)人物。從舊家子弟到近代新職業(yè)的先驅(qū)人物,不僅是袁氏兄弟的人生巨變,也是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家世的發(fā)展演變,則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學界尚無專文討論“袁氏三禮”的家世。本文考述袁家祖上捐班出仕,移居京師及交誼情況,闡釋清季徙居城市對袁氏兄弟自幼接觸近代文明的有利影響。

一、“袁氏三禮”

“袁氏三禮”祖籍直隸安肅(今河北保定徐水區(qū))孤莊營村。安肅袁氏,始遷祖大公,原籍山東萊州。明初隨成祖靖難,后屯于安肅“北五里永清衛(wèi)白塔屯孤莊營”,遂世為安肅人。清季,袁家祖上均曾出仕,后舉家徙居北京。因此,“袁氏三禮”均生于北京祖宅,獲得了自幼親近城市文明的有利條件?!霸先Y”以復禮最長,他與同禮為同胞兄弟,敦禮是二人的堂弟。

袁復禮(1893—1987),字希淵,地質(zhì)學家和我國第四紀地質(zhì)學奠基人。1893 年12 月31 日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在袁家排行第二。他是袁家的第一個留學生,1915年8月,成為清華學校第6批庚款留美學生,畢業(yè)于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地學系,獲學士、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因母親病重,他于1921年11月提前回國,在農(nóng)商部地質(zhì)調(diào)查所任技師。翌年,與翁文灝等創(chuàng)立中國地質(zhì)學會,任《中國地質(zhì)學會志》編輯。1927—1932 年,參加中國和瑞典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任中方代理團長3年,在新疆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推翻天山東路無動物化石的假說,轟動學術界,獲得瑞典頒發(fā)的“北星勛章”。他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任教,擔任清華大學地學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為北京地質(zhì)學院(今中國地質(zhì)大學)教授。前后從事地質(zhì)教育60年,培養(yǎng)了幾代優(yōu)秀地質(zhì)學家。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

袁同禮(1895—1965),字守和,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yè)的奠基人,被學界譽為“中國圖書館學的祭酒”、“中國近代目錄學的先驅(qū)”。他在袁家排行第三,1895 年 3 月 23 日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1904 年,與四弟敦禮就讀于祖宅附近的畿輔小學。1913 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 年入職清華學校圖書館。1920 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阿爾班拿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New YorkState Library School in Albany)圖書館學士學位(B. L. S. degree)。1924 年秋回國,任教北京大學。1929—1948 年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推動了該館走向世界的近代化進程。赴美定居后,撰有《西文漢學書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等目錄學巨著。

袁同禮 1949 年赴美定居后,長期成為內(nèi)地學界的“失蹤者”。“袁氏三禮”說也變?yōu)橹M莫如深的話題。1993 年,郭文魁重提“袁氏三禮”,距他聽聞此說的 1933 年,已過去一個甲子。當時,適逢袁復禮“百年誕辰”,國內(nèi)逐漸開放的袁同禮研究,也為“袁氏三禮”的重現(xiàn)提供了學術大環(huán)境。

袁敦禮(1895—1968),字志仁(子仁),我國體育教育的奠基人。他在袁家排行第四,1895 年10月生于北京南橫街祖宅。敦禮與三哥同禮年齡相仿,幼時共讀于祖宅附近的畿輔小學堂。1913 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1917 年,留校任體育科秘書兼翻譯。同年,在高師率先創(chuàng)辦體育專修科,體育與文化科并重,培養(yǎng)了王耀東等優(yōu)秀體育人才。1921 年,當選為全國業(yè)余運動會(后改名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會計,并長期擔任該會理事。1923 年,當選全國體育研究會會長。同年,赴美留學,先后獲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理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Teachers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碩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碩士等學位,被聘為美國體育學會特別通訊員,有“中國未來體育史的創(chuàng)造者”之譽。1927年回國后,參與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創(chuàng)建,并長期在該校任教,先后任系主任,校教務長,使該系聲聞鵲起,享譽國內(nèi)外??箲?zhàn)內(nèi)遷時,任西北聯(lián)合大學體育系主任。復員后,任北平師范大學校長。1948年,與董守義首次提出中國舉辦奧運會的設想。新中國成立后,籌建蘭州體育學院,任副院長,該院撤銷后,任甘肅師范大學副校長兼體育系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委員、甘肅省政協(xié)常委。1965 年應邀到中南海,獲周總理單獨接見。

敦禮是復禮和同禮的堂弟,三人祖父袁廷彥為監(jiān)生,曾祖父袁繩武是廩員,清季均曾出仕,這是袁家由地方移居京師發(fā)展的重要轉(zhuǎn)機。

二、曾祖袁繩武移居京師

袁氏曾祖繩武(1819—1880),字鏡堂(靜塘、鏡塘),直隸安肅人,廩貢生,同治初做過山西高平知縣,光緒初做過福建邵武知府。咸豐四年(1854)十月,袁繩武升任高平知縣,引見時的履歷上說: 袁繩武,直隸保定府安肅縣廩貢,年三十六歲,由光祿寺署正,遵籌餉例,捐知縣,雙月選用,捐免遠省,捐入近省。今簽掣山西澤州府高平縣知縣缺。履歷所示,袁繩武以廩貢生入仕,在光祿寺署正(從七品任上捐納知縣。知縣歷來為親民之官。清季軍興費廣,當時太平軍正方興未艾,清政府為籌措軍費,廣開捐納之門,官員的流品遂雜遂濫,親民官自不能例外,論者無不扼腕痛惜。袁繩武以廩貢入仕,出身已非科甲正途,又以入貲授知縣,是名副其實的“雜流”,但流品雜并不代表行止亦濫。

袁繩武于咸豐五年到任,九年離職。同治《高平縣志》云:“乾隆以前,良能之吏猶有紀者,后則寥寥無聞焉?!彼诟咂娇h的 4 年任內(nèi),雖“寥寥無聞”,但任期不僅超過乾隆以降的平均任期2.2年,在咸豐朝 8 任知縣中,也高居榜首。相對較詳?shù)恼冇涗涳@示“知縣加一級”,無疑算有政聲。

任滿高平知縣之后,袁繩武按照當時流行的辦法,捐選了知府。從知縣到知府,他共用了 6 年時間。這期間,袁家經(jīng)歷了一次重大變故。同治四年(1865)二月,引見履歷上記錄他捐選知府的情況云,“前任高平知縣(袁繩武———引者注),遵籌餉例,捐知府,雙單月選用。前經(jīng)服滿,母老告近,原選貴州石阡知府,系屬遠缺,應以近省改選。今簽掣河南陳州知府”。在捐選貴州石阡知府之前,他曾有一段家居讀禮的日子。

在陳州知府 4 年任內(nèi),除“知府加一級”外,他留下的記錄寥寥無聞。同治六年新年里,他在當?shù)刂]見了正從辦發(fā)捻中抽身而退的曾國藩(1811—1862),但并沒有給后者留下深刻印象。57歲的曾國藩僅在日記中記下了49歲的袁繩武的出身和籍貫,“袁繩武,號鏡堂,捐班,直隸人”。相對于中進士、點翰林、又以挽半壁河山的軍功拜官封侯的曾國藩,捐班出身的知府,無疑渺小很多。照當日官場禮儀,文正公官尊,且年長近10歲,見面形式,大概是他坐著,袁氏站著回話,即“坐見者一次”。從后來的仕途上看,這次見面并未給袁繩武帶來多大影響。

同治十一年五月,袁繩武“親老事畢”,奉旨“不必坐補(陳州———引者注)原缺”,重新排班候選。光緒元年(1875)五月,“簽掣福建邵武知府”,同年赴任,四年離職。卸任高平知縣時,袁繩武已經(jīng)年過不惑,在19年的捐班知府宦海里,可以預期者,大概是“惟有霜鬢來如期”了。從“親老事畢”到重新排班候選,再到邵武知府任滿,慈母在堂,則又是袁繩武年近六旬時最可引以為慰的。

福建邵武地處閩贛交界,十余年前曾是太平軍和清軍廝殺的四戰(zhàn)之地,“往返蹂躪,嶺內(nèi)如建昌各屬,嶺外如邵、汀各屬,邑井蕭條,百物蕩盡”,“疾疫流行,居民鮮少”。十余年后,袁繩武在邵武知府任內(nèi),重修過育嬰堂,革弊過當?shù)鼗樗祝矒崦芸樋荚u曰“老成練達”,朝旨“知府加一級”。據(jù)他頒行的敦風厚俗禁碑碑文所載,當?shù)鼗樗變H迎娶日內(nèi)“箝盤”一項,男家辦酒席,用大錫盆盛肉十斤八斤,“女眷一人吃一席,又須送一席,名為箝盤”。奢靡之風,可見一斑。傳統(tǒng)社會崇尚節(jié)儉,素有儉以養(yǎng)德、惜福養(yǎng)身的觀念。袁繩武敦風厚俗,旨在節(jié)用。禁碑所云,男家辦嫁妝酒席“只準用中席,不得過四桌,每桌不得過四器,貧戶不必辦”;女家女兒出閣所送“三日湯等,一概革除”:婚嫁辦廚、幫雜、扶新人等花紅“只準男女兩家各給喜錢數(shù)百文,不準再有花紅名目,任意勒索”等,愛惜物力、節(jié)省食用之意尤切,而裕久遠之意也蘊藏其中。民國時,興起改良舊俗的運動,邵武邑人追述其事,作甘棠之思云:邵武舊婚俗,名目繁多,“尤以女家至男家會親,最為奢靡,一人一興,一人一席,酒筵犒賞,夸多斗靡,有不備,深以為恥,只圖一時闊綽,不顧將來貧窮。風俗之壞,莫此為甚,嗣經(jīng)官廳禁止(禁碑附后),此風已革,現(xiàn)在文明結(jié)婚,最為簡便”。此風已革的敘述,雖或未必確然,但袁繩武的努力,屬于近代風俗改良中的一次有益積累則無疑。

知府任滿,袁繩武又捐升道臺,于光緒五年十一月以“花翎三品銜分發(fā)江蘇試用”。道臺一缺,實授與否,不得而知,但翌年十月,袁家就傳出他病故的訃音,享年六十有二。袁繩武育有一子一女。

清季廣開捐納之路,固然出于各種財政壓力,也未嘗沒有“搜羅異途人才,補科目所不及”的用意,但流弊既多,必然會惡紫奪朱而不能禁,搜羅人才于科甲之外的用意,也容易被各種形格勢禁所弱化,甚至湮沒。雖然如此,當日異途登進的人員,不乏能員干吏,并能與正途登進人員相互夾持,保持良好關系。如曾國藩的入室弟子黎庶昌(1837—1896),“以廩貢生授知縣”,為清季杰出的使臣,他與楊守敬(1839—1915)精刻的《古逸叢書》,更是嘉惠士林,并成為近代中國搶救古籍的嚆矢。同樣為廩貢生出身的丁日昌(1823—1882),“以廩貢生治鄉(xiāng)團”,“參曾國藩戎幕”,身膺疆寄,是清季有數(shù)的能員干吏(他也是密繕考評袁繩武邵武知府“老成練達”的那位巡撫)。他的持靜齋藏書,以其多得之于上海郁萬枝宜稼堂,并與仁和朱修伯結(jié)一廬、長沙袁漱六臥雪廬雄視東南。上述幾人,黎庶昌、丁日昌而外,其余諸人皆由正途登進,臥雪廬主人還是曾國藩的兒女親家。后來科甲出身的張元濟(1867—1959)辦商務,構(gòu)涵芬樓,編《續(xù)古逸叢書》,不僅接續(xù)了黎庶昌的搶救古籍事業(yè),也為丁日昌持靜齋的大部分藏書找到了歸宿。這是袁同禮后來辦圖書館的人文大背景。異途登進和科甲正途人員之間不問出身、前后相續(xù)的合作,是清季官員出身有清濁,事業(yè)并非涇渭分明的真實寫照,也是兩千年來中國社會尚賢傳統(tǒng)的延續(xù)。

同為廩貢出身的袁繩武,與黎、丁二氏相比,自然平凡許多,但在尚賢勝于論出身的傳統(tǒng)里,他也有嚶鳴求友的渠道。他是李鴻藻的日記和私人函牘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人物。袁家和李家的交誼,遠不止此。據(jù)李宗侗介紹,袁李兩家既是姻親,又是近鄰。袁繩武的女兒嫁給李鴻藻的長子李兆瀛(仙洲)。袁家在袁繩武時,舉家移居北平南橫街,與李家所住繩匠胡同甚近。只可惜李仙洲剛剛20歲出頭就病故了。李鴻藻慘遭“五十歲后喪獨子”之痛;袁家女兒則寡居謹奉姑舅,30年后,出京避庚子之難,她又差一點“跳河自盡”。袁繩武如何與李鴻藻訂交,已難考證。李鴻藻的年譜內(nèi),二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咸豐五年,李氏由山西副考官返京途中,當時袁繩武為山西高平知縣。而李鴻藻早有表親在袁氏老家直隸安肅,庚申之難時,李家曾避難于此,次子也出生于此,其時李鴻藻剛到上書房授大阿哥(后來的同治帝)讀書。與李鴻藻的交誼,是袁繩武由從七品的光祿寺署正,一路捐升至三品銜道臺的宦海歲月里,嚶鳴求友的一段慰藉,尤其是同治年間,李鴻藻從弘德殿散直回家后,幾乎每天都有兩人相聚的記載。

袁繩武的一生,是清季平凡奉職官員的一個寫照。他以曾親見中興名臣的豐儀,又與帝師結(jié)為通家之好,與一般官吏微有區(qū)別,同時也因非科甲,無軍功,既不辦洋務,也沒引進西學,而區(qū)分不著。他的官聲并不顯耀,只有細細琢磨,才能推求一二。清季官吏,像他這樣幽光湮郁、奉職無聞者,大有人在。正是這樣一類似無可道的官員群體,在擁擠冗濫的仕路上構(gòu)成了一道深沉的底色。民國初年的學者追述這一群體的潛德,為之發(fā)言吐氣云:中華賢哲,其姓氏不顯者,殆可以數(shù)計,而豎子成名,震耀于庸俗耳目者何限,看朱成碧,逐影吠聲,中華之所以衰者,意在斯乎! 而無數(shù)之君子,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又中華之所以危而

不亡者也。

就袁家而言,袁繩武舉家移居京師,與帝師結(jié)姻,為袁家子孫拓寬了巨大的成學機會。舉家移居京師,從近代社會的城鄉(xiāng)變遷上看,無疑是袁家發(fā)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傳統(tǒng)中國以農(nóng)業(yè)立國,國家稅賦的主要部分來自農(nóng)業(yè),城鄉(xiāng)關系也有良好互動。近代以來,在西方勢力的沖擊下,原先良好的城鄉(xiāng)關系遭受重創(chuàng),商稅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逐步趨重,特別是與西方世界聯(lián)系更密切的口岸城市興起,城市與鄉(xiāng)村的聯(lián)系愈趨懸隔,官員致仕返鄉(xiāng)者減少,城居地主增多。城市更廣闊的個人發(fā)展空間,吸引成千上萬的人才進城寓居、定居。城市是最先與西方迎面相撞的地方,也是傳播近代文明的起點。耳濡目染,城居者不僅最先接觸近代文明,也更容易認同近代文明。清季由鄉(xiāng)村移居城市,從接受近代文明的優(yōu)勢而言看,可謂出幽谷而遷喬木。民國時,袁繩武的三位曾孫,分別在具有明顯近代文明印記的地質(zhì)、圖書館和體育領域,成為先驅(qū)和奠基人物,溯其遠因,不能不放在這次從孤莊營村的搬家之舉。而與李鴻藻家聯(lián)姻,則為子孫輩的嚶鳴求友拓寬了路子。比如,同禮和敦禮早年在李氏家塾附學,同禮“列于李木齋的門墻”,恐怕既與袁李兩家為姻親近鄰,又與李木齋(盛鐸)是李鴻藻的門生,有難以區(qū)分的關系。

三、祖父袁彥廷定居京師

袁氏祖父廷彥(1854—?),字際云(寄云、寄筼、霽云),監(jiān)生。他從 20 歲起,納監(jiān)入仕,到刑部當差,為“江蘇司行走”。先后轉(zhuǎn)官“廣西司幫稿”“江西司主稿”。后來又參與“直堤工程義賑”,修“西陵”,升貴州司郎中,改刑部為法部后,又做過法部會計司的郎中,被保送為“堪勝繁缺知府之任”。鼎革之際,實缺官做到沈家本主持的法部衙門會計司郎中。民國時,《徐水縣新志》追述袁

廷彥云: 袁廷彥,字際云,徐水孤莊營村人。公為人博通經(jīng)史,文雅彬彬。由刑部主事升員外郎,簡選知府,加郎中銜。清介自持,數(shù)十年如一日。清末管理畿輔先哲祠事務,并襄辦畿輔中學,純盡義務。公善長書法,都人士得其片紙只字,無不珍藏之。卒年七十余。袁廷彥一生活動的主要地點,刑部、法部、畿輔先哲祠和畿輔中學,皆在京師,與徐水縣并沒有多少直接聯(lián)系。邑人修志,追前賢,勵后人,不忘這位從家鄉(xiāng)走出去的前輩,推重的應是其讀書辦事之才?!敖?jīng)史”“書法”,曰讀書;“管理”“襄辦”,曰辦事;而“文雅彬彬”和“純盡義務”,則為讀書辦事的德性之屬。從捐班入仕,到留名鄉(xiāng)邑,是他紹述家風的成就,也是袁繩武訓子善繼父志的遺澤。

袁廷彥 20 歲捐監(jiān)入仕的人生規(guī)劃,與父親的報捐經(jīng)歷密切相關。這一年,父親袁繩武已遞捐至知府,久歷宦海,能愛子而為之作深遠計,自有屏居安肅老家者的不及之處。袁廷彥從刑部“江蘇司行走”到轉(zhuǎn)官廣西司,共用了 18 年,其間遭遇了兩次家喪:光緒六年十月初二日丁父憂,十四年四月十四日丁母憂。自此之后,他便成為家中的頂梁柱。

光緒十四年五月,剛剛居家讀禮不久的袁廷彥,迎來了一位后來掀動朝野的四川鄰居劉光第。劉光第母憂除服后,出夔門,取道長江,經(jīng)上海,由海路進京,于五月初六日抵京,二十八日寄寓袁家附近“京師最有旺氣之街道”繩匠胡同。劉光第幾年前已中進士,授刑部主事,因囊中羞澀,遲遲沒有成行,此次由同宗親戚資助進京赴任。袁廷彥服闕起復后,仍回刑部辦事,為廣西司幫稿、江西司主稿,與主事劉光第為同僚。刑部主稿為各司之長,又稱掌印,由漢員司官充任,例由實缺郎中、員外郎充任,因而劉光第在書信內(nèi)稱袁廷彥為袁郎中。劉光第到袁家里,或論時政,或討教書法。光緒二十年,袁廷彥和劉光第同為刑部額外司員,前者為正五品郎中,后者為從六品主事。這一年,劉光第在袁家聚會,言及萬壽慶典,客人有言,“歷觀人家,大凡作生日過奢侈者,必多有不順之事應之,此非徒暴殄天物也,其中一種安樂酣足之氣,適足以召非意而來不祥”。萬壽慶典,即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壽。袁廷彥留客在家,私議皇太后生日慶典,論其奢侈與不順,蓋有蒿目時艱之慨。同年十月,劉光第請袁廷彥寫壽匾,為四川富順的宗叔賀壽。他在付回壽匾字的書信中對族弟云:“扁方二字,一為袁郎中廷彥所書,一為兄書,可用則用之,不必拘定也?!弊灾t之中似有并不推重之意,但聯(lián)系前一年劉氏尚在專心書法,且已小有名氣,“京師以書名者亦來索書”,則劉光第之索書袁廷彥,亦非泛泛之舉。方志中稱袁廷彥“擅長書法,都人士得其片紙只字,無不珍藏之”,也是其來有自,并非虛語。

這位四川鄰居沒有把袁廷彥引為同道,留下的交往記錄僅見上述兩條。劉光第在寄寓繩匠胡同的十余年里,共誕生四子一女,袁宅也誕生了后來的“袁氏三禮”,但劉氏的書信中并未言及袁家的這 3 次弄璋之喜。后來,袁廷彥選擇作“義賑”,在制度內(nèi)積勞至實缺官,劉光第則選擇改革現(xiàn)行制度,殺身取義,求仁得仁。

袁繩武之后,袁廷彥是袁家獨子。自安肅移居京師繩匠胡同附近,是袁繩武對袁家的巨大貢獻。光緒六年,袁繩武亡故后,袁家能否定居京師的重擔,則落在了 27 歲的袁廷彥肩上。如前所述,他供職刑部數(shù)十年,主要活動地點,刑部、法部、畿輔先哲祠和畿輔中學,皆在京師,是其能繼父親移居京師之后,讓袁家安居京師的明證。袁廷彥“卒年七十余”,纂有《袁氏族譜》傳世。夫人彭氏,出自蘇州望族,曾在沈陽某中學任教,為近代中國“最早的新女學教師”。袁廷彥身后多子多孫,與夫人彭氏,育有三子(李宗侗說四子),長子承忠(后改名篤修)次子承恕,少子承厚。袁同禮為篤修先生少子。

袁篤修(? —1935),又名祥甫,中過秀才,清末官至山東候補縣丞,參加治理黃河時,患風濕,半身癱瘓,在家養(yǎng)病育子。夫人韓毓曾,天津(彭昭賢說河北)望族,內(nèi)侄女韓永華,是梅貽琦的夫人。袁篤修與夫人韓毓曾,共育三子:長子早殤,次子復禮,幼子同禮。

仲父承恕,又名幼云,夫人韓氏(? —1907),與妯娌韓毓曾同出自天津(彭昭賢說河北)望族。幼云夫婦育有一子一女:子敦禮,女勤禮(曉琴)。敦禮、勤禮兄妹,早年喪父,母親韓氏亦于1907年病逝,從小與二哥復禮、三哥同禮生活,由祖母彭氏和伯母韓毓曾照料,兄妹幾人,情同手足。勤禮(? —1935),與鄧穎超“自幼為同窗密友”,與三嫂(袁同禮夫人袁慧熙)是北平女師范大學“前后班同學”,嫁彭昭賢(曾任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部長)。

結(jié) 語

袁廷彥生于咸豐四年,古稀之年已是 1923 年。袁家經(jīng)歷過長子篤修治河染疾、歸家養(yǎng)病,次子幼云夫婦先后病故,連遭不幸,門庭慘然。古人尚論命祿與天道,多言其渺不可知。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即是對修身俟命,未必能遠禍的浩嘆。后人因此有常存“無必其成”的戒懼之心。蓋“修身正行,不能來?!?,其從來已久矣。以此之故,“蒙難正志”成為無數(shù)君子修齊治平路上的必修課。

袁廷彥“博通經(jīng)史”,自是早已深味其義而言之蒼涼。好事多磨,在老人晉古稀大壽這一年,袁家氣象已是煥然一新。孫兒輩中,復禮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已有兩年,參與創(chuàng)辦了中國地質(zhì)學會,目下正在北京高師和北大任教;同禮尚在海外,從二哥就讀的哥大本科畢業(yè)后,又在阿爾班拿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獲得學位,正治裝赴歐洲游學;敦禮與二哥同在高師任教,當選全國體育研究會會長,年內(nèi)即將赴美游學,求學計劃中也有二哥和三哥就讀的哥大。袁廷彥以獨子承繼家業(yè),兒子輩雖多有不幸,但孫兒輩已初露頭角,袁家門楣又開始方興未艾。雖曰常存戒懼,“無必其成”,但以目下之景,澆灌胸中塊壘,想必也能喜逐顏開了。

從袁繩武以廩貢官至道員,到袁廷彥以監(jiān)生官至郎中、簡選知府,再到袁篤修以秀才候選縣丞,袁家三代均以辦事著聞,但走的都是捐班“雜流”的路子。袁廷彥雖有“博通經(jīng)史”“善長書法”的時譽,但三代都文運不佳,所遇不偶,未能科甲登進,結(jié)交科甲時流,難免內(nèi)中遺憾。復禮、同禮和可以預期的敦禮,皆能由西洋名校學成歸國,獲得近代文明里的“正途”出身,在袁家的發(fā)展史上,一刷雜流登進之憾。自安肅移居京師,袁家歷經(jīng)四代,先后濡染京師“新”學之浸,終有此階段性成果,家祭薦祖,袁繩武的徙居之德,尤應三致意焉。三兄弟皆從事近代文化教育事業(yè),則是袁家由傳統(tǒng)的仕宦之家,向近代知識階層的徹底轉(zhuǎn)變。這是近代仕宦舊家擇業(yè)觀念新變化的一個縮影。三兄弟的學位皆不及博士,而成為近代新職業(yè)的先驅(qū)人物。復禮、敦禮以碩士歸國,同禮僅至學士,則讀書之中,長于辦事的家風,依然清晰可見。袁同禮以圖書館學學士回國,成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學的祭酒”,長于辦事之中,更具祖風。

附: 袁家世系圖

編注:以上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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