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經歷了隋朝的暴政，并親自推翻了它，使他深刻認識到，皇帝應減少暴政，多穩(wěn)定民生，并且和周邊少數(shù)民族搞好關系！在他任內勵精圖治，善用良臣，招賢納士，戒奢從簡，開放國界，大力恢復農業(yè)生產，并且通過和吐蕃和親，促成了文成公主入藏，極大的促進了邊境穩(wěn)定，最終形成了貞觀之治！

是唐太宗李世民開創(chuàng)的。隋唐更替，戰(zhàn)亂破壞了生產，人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戰(zhàn)爭結束后，人少地多，人心思安，渴望恢復生產和安定生活。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tǒng)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發(fā)展生產。唐太宗繼承和發(fā)展了唐高祖李淵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虛心納諫，減輕賦役，自我克制；采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jié)約，休養(yǎng)生息。繼續(xù)實行均田制、租庸低調；促進文教復興，完善府兵制、三省六部制以及科舉制度等政策。終于得到了社會出現(xiàn)了安定的局面；修訂律令，改善吏治，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緩和民族關系、鼓勵中外友好往來、穩(wěn)固邊疆，最終取得了經濟復蘇、人口增加，社會安定、天下大治，人民生活基本改善的理想局面。因唐太宗執(zhí)政時的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故史稱“貞觀之治”。后世說唐太宗時期“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商旅野宿”，“斗米不過四五錢”。說到貞觀之治，唐太宗和大臣的做法是：

一，以民為本，與民休息。唐太宗親眼目睹隋末變亂。他認為，隋朝滅亡主要有三點：奢華浪費，勞民傷財；腐化墮落，荒淫無道；窮兵黷武，耗盡國力。因此，唐太宗將君主與民眾的關系理解為：“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是因為有如此深刻的認識，貞觀年間才能很注意輕徭薄賦，去奢華、勤儉省，使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yè)，社會生產穩(wěn)步發(fā)展。

二，舉賢任能，整飭吏治。唐太宗求賢若渴，用人不計出身，不問恩怨。貞觀三年（629年），他對房玄齡、杜如晦說：“為政之要，唯在得人”，“宰相之職，在于納才”。他隋朝選拔人才的基礎上大力推行科舉制，增加考試科目，擴大應試范圍和名額，唐太宗用人不拘一格，“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他手下的大臣中，就有庶族寒門的馬周、戴胄、張玄素、岑文本等，貴族出身的蕭瑀、陳叔達等。來自敵方的秦叔寶、程知節(jié)、屈突通、尉遲恭等，出自仇人一方的魏征、王硅、韋挺等。他充分給予這些人權利、參與國政，緩和了社會矛盾。如：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人稱“房謀杜斷”，后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同時，唐太宗十分在意官吏是否清廉，嚴密監(jiān)察，李世民非常在意官吏的個人品德，尤其注重地方官員的選拔，他把全國刺史以上地方官員名字寫在臥室的屏風上，記錄他們的功過，作為選拔、罷黜的依據，由于黜陟得當，以至于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三，完善體制，高效管理。唐太宗既借鑒隋制，又認真糾正其弊端，施行了一整套相當先進的管理制度。中央政府設立三省六部，由中書省擬定政令，門下省審查復核，尚書省六部負責執(zhí)行，各司其職，彼此監(jiān)督，其效益與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近似。地方上則沿襲隋代的郡縣兩級制，為革除“民少吏多”的弊病，提高行政效率，減輕人民負擔。僅從唐初2000多名官吏中就精簡了1000 多人。唐太宗雖然求賢若渴，但絕不會將低標準，窮于對付，這一點《貞觀政要》一書中記述的非常清楚。

四，兼聽則明，從善如流。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公元627年八月即位后，就擴大了諫官的權力，又廣開言路，鼓勵臣下進諫。號召百官“上封事”，要求文武大臣提出關于治國的意見和建議，對于諫言有功者給予必要的獎勵。短短幾個月時間，各類上疏就達幾千件，經合并整理，能盡快實施的當即實施；沒有條件立即實施的分步實施。一時不能實施的，俟時機成熟實施。比如，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中國即安，四夷自服”就得到了很好的的落實。魏征最能犯顏直諫，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所以，魏征死后，李世民非常嘆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也作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鏡子啊”！

五，依法治國，保本固基。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梢娞铺诤芮宄ㄖ朴诶碚舶畹囊饬x，責令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修訂《武德律》，以寬簡原則制定《貞觀律》，并要求臣下執(zhí)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則須慎之又慎。法律制定出來后，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wěn)定。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執(zhí)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慎之又慎。唐太宗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zhí)法務必寬大簡約”。他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穩(wěn)定。故貞觀年間刑罰減輕了，但犯法的人卻明顯減少。

六，以農立本，鼓勵商貿。經濟上推行均田制、租庸調制。同時太宗崇尚節(jié)儉，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貢。由于他高度重視農業(yè)生產，積極發(fā)展商業(yè)貿易，他不但不歧視商人，還給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以致當時世界著名的商業(yè)城市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大唐都城長安更成了世界性的大都會。軍事上實行府兵制，寓兵于農，既節(jié)約了軍費，又增加了軍隊戰(zhàn)斗力，得以成功平定外患。再輔以友好開明的民族與外交政策，大唐聲威遂遠播四方，少數(shù)部族紛紛投靠歸附，周邊國家爭相往來聘問。文化方面，唐太宗大力設館興學、復興文教，終致唐代文明高居世界最前列，不少國家紛紛出使大唐，請求拜謁大唐國主。

七，平定四夷，光耀千秋。628年（貞觀二年），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tǒng)一全國。630年（貞觀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zhàn)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遣下，攻滅東突厥汗國。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繼續(xù)經營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侵犯邊境，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軍攻打。吐谷渾戰(zhàn)敗，吐谷渾王伏允自縊而死。他的兒子伏順率全國投降于唐軍，歸附了大唐王朝。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等西域國不來大唐朝貢，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沒想到大唐軍這么快就殺到了，當場被活活嚇死，其子麴智盛繼位，投降唐朝。正因為李世民文治武功如日中天，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

貞觀之治造就了天下大治的理想社會，為此后唐王朝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大唐帝國正是由此走向了中國古代的頂峰。成為 當時世界上文明繁榮、富強昌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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