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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學建校始末，1958年，奔向楊家?guī)X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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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回首是“同心同德”的四字匾額，

恐怕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開學典禮了

延安大學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陜北公學，曾為中國革命和建設輸送了大批人才。

1958年延安大學恢復重建，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匯聚于楊家?guī)X下，他們以澎湃的激情，改寫了陜北的教育文化格局，書寫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延大最初的生源是怎么來的

1958年，準備從軍隊回地方參與經(jīng)濟建設的李彬，深感系統(tǒng)學習的重要性，他謝絕了組織安排，參加了當年的高考。在考生志愿表上，他依次填寫了西北大學中文系和陜西師范學院中文系。

高考順利結束，李彬很快收到了入學通知書，通知書上蓋的是西北大學的印章，但卻讓他到延安大學報到。這讓李彬很是不解。

李彬三年前曾在延安的南泥灣駐守，作為連隊文化教員，他知道曾為陜北教育留下濃重一筆的延安大學，已隨1949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南遷至西安，改名為西北人民革命大學了——而這所大學，已于1953年停辦，師資分解到了西安和蘭州的幾所高校。顯然，入學通知書上說的這所延安大學，是一所新的學校。

是復習再考，還是去延安？希望早日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的李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

這一年，寶雞中學畢業(yè)的劉寬合，報考了西北大學數(shù)學系。當時他是寶雞中學的“學霸”，曾被分在留蘇預備班學習，隨著中蘇關系裂痕，留蘇計劃取消，他只好報考了陜西省內(nèi)首屈一指的西北大學。

令他再次沒想到的是，高考結果公布，他被錄取到了延安大學。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本來是被錄取到西北大學的，后來被劃轉(zhuǎn)到延安大學。

據(jù)曾任延安大學副校長的熊道統(tǒng)回憶，延安大學數(shù)學系第一屆1958級兩個班約80名同學，其中50多名學生都是被西北大學錄取后，劃轉(zhuǎn)到延安大學的。

家在陜北米脂的郭修作，當年高考時填寫的志愿是西北大學物理系，接到的入學通知書卻是延安大學理化專業(yè)。郭修作感到很納悶：填報志愿時他發(fā)現(xiàn)延安有一所叫延安公學的大學，但沒有理化專業(yè)?，F(xiàn)在怎么又出現(xiàn)了個延安大學，而且自己還被錄取到了那里？！

報到以后郭修作的謎團才被解開。理化系系主任封振華告訴他，他們班沒有榆林師范和延安師范的保送生，全班30名同學都是西北大學物理系錄取以后分過來的。

實際上，他們班只報到了22人。這22人中又先后退學2人，休學1人，另有4人被直接送到西北大學進修，為延安大學定向培養(yǎng)教師，最后在班里上課的只剩15人。這15人來自5個省，郭修作是唯一一個來自陜北的。

原來，從決定重建延安大學，到舉行開學典禮，一共只有4個多月的時間，籌備的時間實在是太緊了。除了從榆林師范、綏德師范和延安師范選拔了12名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學生保送到延安大學之外，延安大學第一屆新生中，有不少人是從報考西北大學的學生中劃轉(zhuǎn)過來的。

對于個人來說，他們與西北大學擦肩而過，無疑改寫了他們的人生軌跡。但對恢復重建的延安大學來說，最初的高素質(zhì)生源，為陜北地區(qū)的高等教育播撒下了希望的種子。

為何延大籌備時間如此之短

早在1950年代初，為改善陜北地區(qū)的教育格局，一些老同志便陸續(xù)倡議在延安地區(qū)恢復延安大學。1958年初，中共延安地委、延安專署專門就此請示中共陜西省委和陜西省人民委員會，并很快得到批復，同意在延安建立一所大學。

也許是受當時各行各業(yè)“大躍進”、鶴崗“七天辦一所大學”的影響，批復要求延安大學當年秋季招生上課。

一件改變陜北教育文化格局的大事，就此拉開大幕。

得到恢復重建的消息后，延安大學的籌建者喜出望外，不過掐指一算，距離當年的高考只有兩個多月，距離秋季開學只有4個多月。

這所新大學的教師從哪里來，校址設在哪兒，管理人員又在哪兒呢？

延安地委成立的“延安大學籌備委員會”在看了幾個地方之后，選中了楊家?guī)X溝口北側山腳下的一片平地。

這是延安難得的一塊平地，距離市中心不遠不近，沿河的灘涂平整一下就可以作為操場，四周未來發(fā)展的回旋余地也比較理想。山腳下原本是亂墳崗，現(xiàn)已蓋了兩排89孔窯洞，本來是要給籌建中的延安農(nóng)業(yè)學校和延安林業(yè)學校的；山上曾是中共中央組織部此前在延安的辦公地。

據(jù)曾任延安大學黨委副書記、重建初期主持學校工作的李森桂回憶，陜西省高教局、陜西省計委有關人員組成的考察小組把這一地塊的情況向時任陜西省副省長的李啟明匯報之后，曾任延安軍分區(qū)司令員、熟悉延安地理環(huán)境的李啟明果斷拍板，確認延安大學的校址就選定在楊家?guī)X。

從此，楊家?guī)X的名字與延安大學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延安人后來甚至習慣了把去楊家?guī)X一帶，說成是去“延大”，延安的市政公交車也曾專門設立“延安大學”一站。

在決定創(chuàng)辦大學的時候，延安地委就成立了“延安大學籌建委員會”，希望采用“延安大學”的校名，但直到1958年7月20日當年高考開始時，考生使用的志愿單里還沒有“延安大學”這幾個字，而是用的“延安公學”。

可能是校名最后確定相對較晚，也可能百廢待興各種事情太多，直到1958級新生前來楊家?guī)X報到時，這所改變陜北教育格局的延安大學，還是一所沒有立好校牌的學校。

據(jù)熊道統(tǒng)回憶，直到舉行開學典禮時，學校仍然沒有校牌。一些前來報到的師生站在楊家?guī)X溝口的玉米地前，還在打聽延安大學怎么走。

西北大學傾力相助

校址確定下來了，為建設好這所新大學，陜西省高教局決定，由西北大學對口支援延安大學。1959年4月起任西北大學校長的劉端棻，對延安大學的恢復重建起了重要作用。

劉端棻畢業(yè)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輾轉(zhuǎn)北上來到延安。1946年起，劉端棻在當時的延安大學工作，1949年隨校本部南遷至西安。

從1937年底奔赴延安，到1949年5月離開，劉端棻把人生中非常重要的12年留在了延安，這是邊區(qū)教育事業(yè)開拓的12年，也是劉端棻一生中最難忘的歲月。

正是出于對陜北教育事業(yè)的深切了解和深厚感情，1958年，時任西北大學副校長的劉端棻在推動延安大學重建，以及對口解決師資生源等諸多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

除將學校錄取的新生轉(zhuǎn)到延安大學外，西北大學同時從各系動員骨干教師調(diào)往延安大學，協(xié)助延安大學搭起一個教學管理的架子。

西北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書記郭沂，被派到延安大學仍教務處長，他的夫人李易和這一年從西北師范學院畢業(yè)的宋捷，成為他在教務處的兩個主要助手。宋捷同時還兼授全校的教育學。

1958年，在西北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宋靖宗正值燕爾新婚，愛人在西安交大任教，兩人事業(yè)充滿希望、生活安定溫馨。但在聽了去延安大學的動員后，25歲的宋靖宗毅然做出了改變其一生的決定，報名去延安。

與此同時，中文系還批準了比宋靖宗晚一年留校，和他同一教研室的郭玉寶的申請。

郭玉寶是山西臨縣人，他和宋靖宗雖然年紀相仿，但是1945年8月就參加了革命，在晉綏解放區(qū)某兵工廠工作，后來隨大軍西進到達西安。因為年輕聰慧，解放之后組織上送他到工農(nóng)速成中學學習，在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之后，他又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學習。

這時候，郭玉寶剛剛留校工作一年，已經(jīng)擔任中文系黨總支委員。他和宋靖宗都是當時西北大學中文系發(fā)展?jié)摿薮蟮那嗄旯歉山處煛?/p>

到達延安大學以后，郭玉寶被任命為延安大學中文系黨支部書記、系主任助理，宋靖宗被任命為業(yè)務秘書，實際上就是后來的教學秘書。就這樣，兩位不到30歲的年輕人，擔負起組建延安大學中文系的重任。

在郭玉寶、宋靖宗主動報名請纓的時候，西北大學其他幾個系也進行了積極的動員，一些教師還被組織談話。物理系青年講師封振華、數(shù)學系教師侯明書、化學系教師葛芹藻在經(jīng)過簡單的交接之后，也先后來到了延安。

1958年9月底，西北大學又調(diào)1938年-1940年期間曾在北平師范大學工作過的數(shù)學系副教授張以信到延安大學，任數(shù)學系主任。在張以信到校不久，西北大學體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李呈瑞也被調(diào)到延安大學工作，擔任體育教研組主任。

張以信副教授、李呈瑞副教授、封振華講師是延安大學重建初期職稱最高的三位教師。

宋靖宗回憶，當年他沿著王家坪山下蜿蜒的小路繞過一個大砭找到楊家?guī)X腳下的延安大學時，只見荒灘上依山而建著兩排石窯洞，沒有圍墻和校門，沒有教室和食堂，甚至找不到一個簡易廁所。入夜，除了窯洞中微弱的煤油燈之外，周圍一片漆黑和寂靜。

就是這樣的一個環(huán)境，接到正式錄取通知書的幾百名新生卻馬上就要前來報到了。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以異乎尋常的毅力，開始開學前的準備工作。

難忘的開學典禮

經(jīng)過緊張的籌備，1958年9月27日，星期六，也是農(nóng)歷的中秋節(jié)，延安大學在楊家?guī)X的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恢復重建大會暨第一次開學典禮。

中共延安地委書記高風山（當時設第一書記）、延安專署專員薛占財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延安大學的恢復重建表示熱烈的祝賀。兩年前擔任交通大學西遷考察團團長，后來主持交大西遷的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蘇莊、延安地委黨校校長劉靜、延安師范學校校長魏仁興、延安大學教師代表高仲田、學生代表劉鴻喜以及楊家?guī)X農(nóng)民代表朱序裕都講了話。

高仲田和劉鴻喜的講話最為矚目，作為這所新生大學的主人，他們說，要發(fā)揚延安大學的光榮傳統(tǒng)，白手起家，勞動建校，吃苦流汗把延安大學辦好，使學校與延安的光榮地位相稱。

大會還宣讀了由中文系教師馮力平執(zhí)筆的《延安大學師生給黨中央、毛主席的致敬電》。坐在當年中共七大的會場里，抬頭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回首是“同心同德”的四字匾額，恐怕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開學典禮了。

開學典禮結束了，新生的延安大學開始上課，但是窯洞里顯然容納不了任何一個班的學生。

當時延安革命紀念館設在城內(nèi)的鳳凰山，楊家?guī)X舊址還沒有正式對外開放，延安地委決定將曾經(jīng)是中共“七大”會址的中央大禮堂暫借給延安大學做為教室使用。

中文系因為人多，使用大禮堂正廳，理化系的學生人數(shù)最少，就在大禮堂主席臺一側的化妝室里上課，數(shù)學系則在大禮堂的休息室里上課。

不久，延安大學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座教室，其實就是兩間平房。這時候天氣已經(jīng)比較冷了，剛蓋好的房子干的很慢，里面潮濕陰冷，人坐在里面還不如在外面的太陽下暖和，于是上課的地點也經(jīng)常挪到露天。

大家在外面的空地上，立一塊黑板，坐在小凳子上，膝蓋就是課桌，完全就是當年抗大教學的模樣。秋冬季節(jié)，延安的風格外凜冽，為了避風，有時候大家就躲在教室外面的墻根下上課。

對于大多數(shù)教師來說，當時馬上登上講臺講課，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因為他們自己也剛剛大學畢業(yè)，還沒有任何的教學經(jīng)驗。更要命的是，當時沒有統(tǒng)一的教材和大綱，需要自己編寫講義并刻印完成。由于師資緊張，幾乎每一個老師都需要主講一門課，有的人還需要講兩門，他們既沒有指導老師引導，也沒有輔導老師協(xié)助修改作業(yè)，一切都要靠自己。

開學初的幾個月，學校的教學工作經(jīng)常被勞動打斷。有建校勞動，也有支援地方的勞動，開始是去大砭溝大煉鋼鐵、去延安東關大橋工地勞動，秋天又去附近的農(nóng)村幫助農(nóng)民收秋。

取暖曾是大問題

冬天很快來到了，延安的冬天寒風呼號、滴水成冰，取暖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許多教師晚上把被子裹在身上，趴在桌子上備課，雙腳不一會就凍麻了，只好不斷站起來跺腳。

當時陜北的煤炭非常緊俏，學校黨委經(jīng)過討論，決定學習當年老八路的辦法，自己去燒木炭。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中文系甲班的同學。學校要求他們用一個月的時間燒出3萬斤木炭，解決學校的取暖難題。

1958年12月1日早晨7點多，甲班的同學背著行李，拉著工具和灶具出發(fā)了，他們翻山越嶺，走了十四五個小時，到達甘泉縣嶗山蘇家湖，也就是他們未來一個月安營扎寨的地方。

當天晚上，大家清理完四孔破舊不堪的窯洞，又在林海中尋找到可以燒水的干柴樹枝，終于燒開水時，已經(jīng)深夜兩點了。所謂“水”，實際就是從溝底搬上來的冰塊，融化后沉淀而成的。

當時帶隊燒木炭的中文系教師馮力平回憶，同學們割掉窯前半人高的蒿草，編成柴扉，用松軟的蘆草打成了地鋪，一個深不過一丈的小破窯扎扎實實擠滿了14個人。

出征的第一天就這么過來了。

進山后的第四天，一場大雪給林海披上了銀裝，雪停了又下，下了又停，越積越厚，有四五寸深，氣溫驟降到零下十七八度。但是同學們的士氣卻格外高漲，他們說，誰英雄，誰好漢，工地上，比比看，四萬斤木炭諞閑傳。

盡管笑對挑戰(zhàn)，但是對于這些從來沒有燒過木炭的年輕人來說，燒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燒木炭要經(jīng)過砍樹、裝窯、點火、續(xù)火、關火、出窯等多道工序。

砍樹是燒木炭的基本工程。杠樹木質(zhì)堅硬，燒出的炭無煙火旺，不裂縫，最為理想?？墒歉軜浔容^稀少，需要在森林中細心尋找。

砍樹的時候，上下左右要砍幾十斧甚至上百斧，人多斧少，舊斧卷刃就格外吃力。許多人的手震麻了，手背上裂了口子，手心磨出了血泡。

樹砍倒后，還要截成三至五尺長的一節(jié)，再扛到窯前裝窯好。不是每一次裝窯之后，都會順利的燒出木炭，如果對火把握不當，很有可能前功盡棄。有一次窯燒化了，1000斤木柴化為灰燼。

出窯，是木炭燒成后的最后一道工序。窯的火燒溝距離營地有十五六里地。趕上出窯的時候，一吃過早飯就要出發(fā)。窯內(nèi)的溫度很高，即使光著脊背，汗水仍然像斷線的珠子，不停的流下來，有的流進眼里，蟄的人睜不開眼。炭灰嗆的人難以呼吸，爬出來吐口痰都黑塊塊。

炭燒好了，還要再運出來。出炭的地方距離溝口還有七八里地，架子車和汽車都進不來，只能靠人背。4萬斤炭都是同學們憑著兩只肩，一包一包從大西溝里背出來，背到公路邊的。

有一次，甲班的鄭生壽去火燒溝背炭，背了兩次天已經(jīng)全黑了，前面的人已經(jīng)走遠了，他一個人背了100斤的炭走在后面，越走天越黑，越走背越壓得疼，起風了，怒吼的西風卷起白雪，打在他的臉上，他實在是堅持不住了，可是想到這里的原始森林中，經(jīng)常野獸出沒，只好咬著牙繼續(xù)前進，最后跌跌撞撞幾乎是爬到公路邊。

據(jù)馮力平回憶，有幾個窯在山頭上，沒有下雪的時候也是要往上爬的，現(xiàn)在背著百來斤的炭包下山，走是不可能的了，大家只好坐在雪上，冒著滾到深溝里的危險，往下溜。溜之前，同學們還互相打氣，這是坐無軌電車。

有記日記習慣的鄭生壽在日記中寫道：“困難像彈簧，看你強不強，你強它就弱，你弱它就強。不吃這樣的苦，怎么能換來一根根的木炭。這不是木炭，是一顆顆燃燒的心?！?/p>

59年后的今天，再讀這樣的文字，依然令人潸然淚下。

經(jīng)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短短的28天里，60多位同學燒出了4萬斤木炭，比原計劃超出了1萬斤，光榮地完成了學校下達給他們的命令，這批木炭除供當年取暖外，后來陸續(xù)使用了十多年。

1958年12月28日，英雄的燒炭排返回延安。全校同學打著校旗，敲鑼打鼓來到距離學校15里路的南關勝利橋迎接他們。李森桂、郭玉寶等校系領導親自在學校門口熱情迎候，并和同學們一一握手。

這是個難忘的冬天，更是延安大學歷史上令人難忘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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