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氓的寓言

流氓西門慶到底是哪個階級的代表人物?據(jù)說弄清這個問題是研究《金瓶梅》的起點。

但明清學(xué)者對西門慶所作的多為道德評價，或曰其為“世之大凈”(弄珠客《〈金瓶梅〉序》)，或謂之“混帳惡人”(張竹坡《〈金瓶梅〉讀法》)，他們都還

沒有什么階級分析的觀念。

最早對西門慶進行階級分析的，大概要數(shù)鄭振鐸與吳晗。

鄭說：“西門慶一生的發(fā)跡的歷程，代表了中國社會——古與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階級的發(fā)跡的歷程”(《談〈金瓶梅〉詞話》)。

吳說，《金瓶梅》“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dāng)時新興的結(jié)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丑惡生活，透過西門慶的個人生活，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鄉(xiāng)紳而官僚的逐

步發(fā)展，通過西門慶的聯(lián)系，告訴了我們當(dāng)時封建階級的丑惡面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落”(《〈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這兩篇名文均寫于20世紀(jì)30年代，代表了那個時代《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后數(shù)十年的中國研究界，只是將鄭、吳觀點加以撮合，而認(rèn)為《金瓶梅》“通過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勢力代表人物及其罪惡生活的歷史，深

入地暴露了明代中葉以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中國小說史》)。

《中國文學(xué)史參考資料簡編》

而近年則有人提出西門慶是“在朝向第一代商業(yè)資產(chǎn)階級蛻變的父祖”，“新興商人階級”的典型(盧興基《論〈金瓶梅〉——十六世紀(jì)一個新興商人的悲

劇》，《中國社會科學(xué)》1987年第3期)。

平心而論，那“三位一體”說雖平列了西門慶形象中的某些特征，但其將人物出身、作風(fēng)與社會地位混為一談，非但算不得對人物的定性分析，反將鄭、吳

觀點中的合理成分取消掉了。

而“新興商人“說，則顯然是人們對《金瓶梅》研究實現(xiàn)新突破的可貴努力的產(chǎn)物，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然其卻未必符合小說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實際。

“新興商人”說，是從吳晗文章中剝脫出來的。

但此說提出者，卻將吳晗觀點割裂成自相矛盾的兩個側(cè)面，并自我設(shè)問：“不知吳晗先生的判斷中究竟是西門慶社會關(guān)系屬于封建階級，還是西門慶所屬的

新興的商人階級應(yīng)歸屬于封建階級?前者不符事實，后者自相矛盾?！?/p>

其實吳晗的觀點是一個不可分裂的整體。

在吳晗那里，所謂“新興商人階級”實則封建地主階級的一部分。

在談到“商人階級”興起的原因時，吳晗說：“由于倭寇的肅清，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達，海外貿(mào)易的擴展，國內(nèi)市場的擴大，計畝征銀的一條鞭賦稅制度的

實行，貨幣地租逐漸發(fā)展，高利貸和商業(yè)資本更加活躍，農(nóng)產(chǎn)品商品化的過程加快了。商人階級興起了?！?/p>

對這些原因略加分析不外兩種情況：

一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一為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策。

其環(huán)境如倭寇的肅清，國內(nèi)外市場的擴展，則是封建國家的行為；

其政策如一條鞭法，貨幣地租，亦為封建國家的法令。

在封建國家所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與經(jīng)濟政策下發(fā)展起來的商品經(jīng)濟，歸根到底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經(jīng)濟。

在封建商品經(jīng)濟中涌現(xiàn)出來的商人階級，也只能是封建階級的一部分。

吳晗所舉例子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說：

“從親王勛爵官僚士大夫都經(jīng)營商業(yè)，如楚王宗室錯處市廛，經(jīng)紀(jì)貿(mào)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綢帛店俱系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包汝楫《南中紀(jì)聞》)。如翊國公郭勛京師店舍多至千余區(qū)(《明史》卷一三O《郭英傳》)。如慶云伯周瑛于河西務(wù)設(shè)肆邀商賈，虐市民，虧國課，周壽奉使多

挾商艘(《明史》卷三O六《周能傳》)。如吳中官僚集團的開設(shè)囤房債典百貸之肆”。

總不能因為經(jīng)商而將這些“親王勛爵官僚士大夫”從封建地主階級中剔出而列之于“資產(chǎn)階級”吧?當(dāng)說到那“商人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的關(guān)系時，吳晗的意思

就更明白了。

他說：“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nèi)地貿(mào)易的關(guān)系，他們手中存有巨額的銀貨，他們一方面利用農(nóng)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高價將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

勾結(jié)，把商品賣給政府，收回大宗的銀貨，如此循環(huán)剝削，資本積累的過程，商人階級壯大了，他們?nèi)諠u成為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成為農(nóng)民階級新的吸血蟲?！?/p>

可見這所謂新興商人階級既不改變封建社會的生產(chǎn)方式，也不將商業(yè)資本轉(zhuǎn)化為產(chǎn)業(yè)資本，只是在利用封建國家的政策，以售其奸，一方面利用他們的地位

和權(quán)勢上下謀財，一方面利用手中的資財加上權(quán)利更加瘋狂地剝削、壓迫農(nóng)民階級。

“新興商人階級”云云，其“新興商人”，蓋指明代中后期“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與官僚勢力相結(jié)合的新型商人，他們或由商而官，或由

官兼商，已非職業(yè)性商人，而是官商。

“官商”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商。

官是社會地位所在，商是致富的手段。其所經(jīng)營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經(jīng)濟。

而這里的“階級”，義同“階層”。

綜而言之，“新興商人階級”即新型的官商階層，其本為封建地主階級結(jié)構(gòu)中的一個層次，而決非獨立于封建地主階級之外的什么新的階級。

吳晗勾勒的西門慶的歷程，恰恰是這么個歷程：“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鄉(xiāng)紳而官僚的逐步發(fā)展。”

官僚是西門慶的終極地位與身分。

吳晗像

那么，封建官僚階級就是西門慶的階級歸屬，至于他曾為流氓、或土豪、或商人都不能改變這一點。

如劉邦、朱元璋由流氓而皇帝，則決不能因其流氓出身而改變他們作為皇帝的地位與身分，以及由此所確定的階級屬性。

西門慶在《金瓶梅》中只風(fēng)光了大約七年時間(他二十七為界，其生涯可分為前后兩期。

前期他只不過“一介鄉(xiāng)民”。

此后，其則以政府行政長官——理刑官的身分出現(xiàn)。

前期共五年半的時間，占三十回篇幅，是全書的序幕；

后期從第三十—回到第七十九回，只一年半時間，卻占全書一半的篇幅，是小說的正文；

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死后，則是其故事的余波。

作為序幕中的西門慶，只是與其父西門達在商場跌落，使之成為破落戶子弟的窘境相比較而言，算“發(fā)跡”了，其實此時他的財富相當(dāng)有限。

西門慶前期發(fā)跡之道有三：

其一，交通官吏，尋找政治上的靠山；

其二，交結(jié)流氓，以尋找安身立命的社會基礎(chǔ)；

其三，發(fā)財致富，為其發(fā)跡提供經(jīng)濟基礎(chǔ)。

其致富之道，也非如“新興商人”論者所云：“依靠的主要是商業(yè)經(jīng)營”。

西門慶經(jīng)商靠開生藥鋪起步，但這生藥鋪生財不多，直到西門慶生命的終點，生藥鋪也才值五千兩銀子。

其前期致富在經(jīng)商之外，還有三條財路：

一為把攬說事過錢，如替鹽商王四峰等向蔡京說情，一次得銀千兩；

二為吞沒親家陳洪家財；

三為發(fā)妻財，娶孟玉樓、李瓶兒兩位富孀，都獲得了可觀的遺產(chǎn)。

李瓶兒則是西門慶一手制造的寡婦。

李瓶兒之入西門，使西門府上大為改觀。

小說寫道：“西門慶自從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nèi)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開門面二間，兌

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伙計，赍第傳開解當(dāng)鋪”。

前期的西門慶至此才算紅火起來了。可見經(jīng)商在西門慶的發(fā)跡史乃至致富史中未必起了決定性作用。

西門慶的前期，只是他人生道路的鋪墊。

他真正的發(fā)跡在其送生辰擔(dān)給蔡京，換回個副千戶之后。且不說事前的做衣制帽，送往迎來，上下“熱亂”，單道“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

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牌色長承應(yīng)，吹打彈唱，后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

每日騎著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圓領(lǐng)，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著大黑扇，前呼后擁，何止十?dāng)?shù)人跟

隨，在街上搖擺。

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jiān)，并清河左右衛(wèi)同僚官，然后親朋鄰舍，何等榮耀施為!”

西門慶的發(fā)跡，固然是錢權(quán)交易的產(chǎn)物，更是他長期“交通官吏”的輝煌成果。

發(fā)跡之后的西門慶從來沒忘記過自己作為政府官員的身分。

皇親喬大戶與他結(jié)親，他竟說：

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一個縣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著這官，又在衙門中管著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

他戴著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第四十回)

“士別三日，當(dāng)刮目相待”。

一旦紗帽上頂，心中時刻惦記著個官字，自稱“居著這官”，“俺這官戶”，反嫌皇親是戴著小帽的“白衣人”。

有次潘金蓮被西門慶打急了，就罵他倚官仗勢，“你說你是衙門里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怎禁的幾個人命?就不是教皇帝，敢殺

下人也怎么?”

西門慶聽了反呵呵笑，說：“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著破?這里清河里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所得意者，就在居官戴上了紗帽。

正因為西門慶當(dāng)上個副千戶，且很快“轉(zhuǎn)正”了，他才有可能成為山東一方的中心人物：

不僅有眾多的幫閑篾片、獻媚女性將他當(dāng)作星座，圍之旋轉(zhuǎn)；

就是上流社會中人如太師、太尉、巡撫、巡按、御史、狀元、太監(jiān)、皇親，“哪個不與他心腹往來”?

正因為西門慶居官作宦，他才可能以權(quán)謀私，干著錢權(quán)交易的勾當(dāng)，既能在官場賣法貪贓，又能在商場投機倒把，他才真正暴發(fā)起來。

西門慶于官場賣法貪贓已見上文，這里只談商場中事。

李智、黃四拉西門慶搭擋納香蠟，做朝廷的買賣，就是想憑借他的勢力。

黃四說：“這里借著衙門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

應(yīng)伯爵也說：“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著他這點名聲才好辦事”。

西門慶明知如此，還是把一千五百兩銀子交他們?nèi)ァ耙约俪湔?，買官讓官”，自己則坐收“每月五分行利”。

在這宗買賣中，他們與昔日有點權(quán)勢的徐內(nèi)相發(fā)生了沖突，西門慶就說：“我不怕他，我不怕徐內(nèi)相、李內(nèi)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jiān)里著坐，不怕他

不與我銀子。”

權(quán)力成了買賣的后盾，他就有恃無恐了。

有次朝廷行文天下收購古董，東平府坐派二萬兩，這是宗大買賣，“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

本來當(dāng)局“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西門慶得此信，立即封些禮去“討將來”。

宋御史礙于西門慶的面子，果然“隨即差快手拿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給了西門慶。

這筆生意雖因西門慶身亡未做成，但可見權(quán)力之神通是何等廣大。

“納粟中監(jiān)”，更是典型的錢權(quán)交易。歷代鹽是官賣，明代實行“中開制”，即根據(jù)邊防軍事或其他需要，允許商人以力役或?qū)嵨锵虺Q取販鹽的專利執(zhí)

照(鹽引)，然后憑引到指定場支鹽，并在指定行鹽范圍內(nèi)銷售。

無引支鹽，即為私鹽，是要受到法辦的。

但因是專賣，壟斷生意，所以利潤很大，鹽商往往大肆鉆營，大發(fā)其財。

西門慶自然不會放過這宗美事。

他與喬親家頭年合股在“邊上”納過一千兩銀子的糧草，從朝廷坐派淮鹽三萬引。

這“舊派”鹽引，原同廢紙。

因鹽之專賣利大，聽以朝廷征稅較重，立法也較多。

鹽引圖

小說第四十八回寫蔡京向朝廷奏請七事之一就是“更鹽鈔法”，其中規(guī)定“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并行拘收”。

西門慶之“舊派”鹽引自在拘收之列。

然新任兩淮巡鹽御史蔡一泉，正是西門慶“只顧分付，學(xué)生無不領(lǐng)命”的關(guān)系戶。

官官相衛(wèi)，“舊派”鹽引不但沒被拘收，蔡御史還讓西門慶比別的商人早掣取鹽一個月(西門慶說“早放十日就勾了”)。

當(dāng)時每大引合鹽四百斤，每小引合鹽兩百斤。

三萬引鹽，起碼折鹽六百萬斤。在商品經(jīng)濟生活中，時間就是金錢。

這么多的鹽提前一天投放市場都會有可觀的利潤，更何況比別人早一個月呢?

這就是封建權(quán)力的效應(yīng)。

這中間既有他兩次對蔡一泉享以酒色、授以厚禮的功效，又有他身為政府官員，憑借著手中的權(quán)力，享有別的商人無法享受的特權(quán)。

相對而言，后者或許更重要，更起決定性作用。

西門慶的暴發(fā)實以“三萬引鹽”為契機。

那三萬引鹽未運到清河地面，他中途就推銷掉了，然后以這賺來的錢在杭州、南京采買緞絹之類貨物三十大車，價值大約三萬兩銀子。

他與喬親家合開的緞子鋪開張第一天，就“賣了五百余兩銀子”，沒多少時間韓伙計就說，兩邊鋪子共賣了六千兩銀子。

西門慶立即將這六千兩銀子用來擴大再經(jīng)營，其中二千兩“著崔本往湖州買綢子去”，四千兩“與來保往松江販本”。

從取鹽到西門慶之死，前后不到半年時間，僅這緞子鋪西門慶名下就有“五萬兩銀子本錢”。

可見權(quán)力在商品經(jīng)濟中的巨大威力；

亦可見西門慶所從事的封建商品經(jīng)濟歸根到底是封建權(quán)力經(jīng)濟，而非資本主義的競爭經(jīng)濟。

西門慶前期只是個不三不四萬元戶，后期才是有權(quán)有勢暴發(fā)戶。

權(quán)勢是西門慶暴發(f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這也叫權(quán)中自有黃金屋，權(quán)中自有顏如玉。

由此可見，即使勉強稱西門慶為“集官、商、霸一體的暴發(fā)戶”，也不應(yīng)將三者平列，而忽視其作為封建官僚在其發(fā)跡史與階級歸屬上的決定性意義。

西門慶身旁有一個商人群落，作為幫閑兄弟的應(yīng)伯爵原也是“開綢絹鋪的應(yīng)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

太醫(yī)蔣竹山開過生藥鋪。

那個韓伙計，原也是開絨線行經(jīng)商的，只因“如今沒本錢，閑在家里”，后投到西門慶門下。

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也曾是個長途販運棉織品和絲織品的商人。

還有來自江南、川廣的客商，他們幾乎都是商場的失敗者。

論經(jīng)商的本領(lǐng)與經(jīng)驗，甚至資本，他們未必有遜于西門慶。

他們之失敗與西門慶之成功，根本差異在他們都未進入封建官場，而西門慶進入了封建官場。

兩相比較，更可見西門慶的階級歸屬只能是封建官僚，而非什么新興商人。

至于他曾經(jīng)是誰，或是用什么手段獲取了封建官僚的身分，則或許并不重要。

作為封建官僚，西門慶雖未與經(jīng)商脫鉤，實際上他不斷利用手中的特權(quán)巧取豪奪，牟取暴利，從而破壞了封建法律允許的正常經(jīng)商，如搗毀蔣竹山的店鋪等

就是明證。

論明了西門慶的階級歸屬，更有利于把握這個典型形象的社會意義。

西門慶實則是中國封建末世，朱明王朝末期，世紀(jì)末年，中國封建官僚制度下產(chǎn)生的新丑而不是什么資產(chǎn)階級的新秀。

而“新興商人”論者，實則以兩個“如果”作為論證的前提：

一曰：“在明代中葉以前，我國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水平和西方還是同步的，如果不是后來歷史的逆轉(zhuǎn)，中國也將如馬恩預(yù)料的那樣，循著一

條必然的方向前進(即‘資產(chǎn)階級從封建社會中產(chǎn)生，最后成為封建社會的掘墓人’)”。

二曰：“(西門慶)是一個在我國封建末世出現(xiàn)的一個典型，具有著巨大的歷史破壞性。如果中國的歷史繼續(xù)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運轉(zhuǎn)，他們就將是二千年封建

社會的掘墓人”。

其實這兩個“如果”恰恰反映了一個不可逆轉(zhuǎn)的事實：

明代中后期的中國社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zhuǎn)移地還在封建主義的軌道上運行，在此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西門慶還不是資產(chǎn)階級，更談不上成為“封建社會的掘墓

人”。

崇禎本《金瓶梅》插圖

但論者在埋怨這歷史事實之“不正?！?，不合“馬恩預(yù)料”之余，則干脆將封建商品經(jīng)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jīng)濟混為一談，以封建商品經(jīng)濟去冒充資本主義

商品經(jīng)濟，說所謂“逐末游食，相率成風(fēng)”和“逐末營利”中的“末”就是指商業(yè)，它成了社會變化的經(jīng)濟根源。

顧炎武說的“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概括了封建經(jīng)濟解體，新興的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zhì)的商業(yè)興起二者地位的交替。

這里的“末”是指商業(yè)，但這“末”不是資本主義商業(yè)，而是封建主義商業(yè)。

中國封建社會正統(tǒng)的經(jīng)濟思想與政策是“重農(nóng)抑商”或叫“重本輕末”。

但其“抑商”或“輕末”，從來只是適當(dāng)限制(通過稅法等措施)，而不是廢除或消滅。

相反，有時根據(jù)某種需要(如滿足當(dāng)局自己的奢侈生活的需要，或邊防軍事的需要)，封建當(dāng)局也會適當(dāng)?shù)毓膭?、保護商業(yè)，甚至不少像樣的官僚也加入經(jīng)商的

行列。

中國封建的商品經(jīng)濟也曾因此出現(xiàn)過三次輝煌的高潮：從戰(zhàn)國到漢武帝時代，從唐到南宋時代，從明初到明末。

《金瓶梅》是中國封建商品經(jīng)濟第三個高潮的產(chǎn)物，而《金瓶梅》故事發(fā)生地山東清河縣(運河流域的臨清碼頭附近)，又是明代商業(yè)之重鎮(zhèn)。

在這個時代這個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的封建官僚之新丑西門慶，其新就新在由商而官，居官而又兼商，較之傳統(tǒng)的封建官僚更多一點錢權(quán)交易的觀念與手段，更多一

點市儈習(xí)氣與作風(fēng)。

封建商品經(jīng)濟，按理講與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相輔相成的，但其往往刺激了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性消耗，造成了政治上的腐敗與不穩(wěn)定。

西門慶則大大發(fā)展了其腐敗的一面，其狂歡是流氓的狂歡，混世魔王的狂歡，是腐敗的封建官僚的狂歡，他的狂歡是那“世紀(jì)末”種種頑癥的典型反映。

其對封建社會種種的瓦解與破壞作用，令人想起《紅樓夢》中探春小姐的妙論：“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

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第七十四回)。

西門慶不是“從外頭殺來”的資產(chǎn)階級的人物，不是封建社會的“掘墓人”，卻是封建社會內(nèi)部的蛀蟲，挖墻派。

有他們作為“社會之柱石”，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如何會不一敗涂地!

張竹坡說：“稗官者，寓言也”，“故《金瓶梅》一書，有名人物，不下百數(shù)，為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金瓶晦〉寓意說》)。

西門慶是何寓言?

朱大可有段不無偏頗的言論，移來論西門慶卻似甚確，他說：

“沿循著歷史與文學(xué)的河流，我們看到了一種永不磨滅的原則：國家和流氓是共生的。哪里有國家，哪里就有流氓。不僅如此，國家的風(fēng)格與流氓的風(fēng)格之

間有著驚人的相似。國家的極權(quán)總是在滋養(yǎng)流氓的暴力，而國家的腐敗必定要傳染給流氓，使它日趨沒落和臭氣熏天。當(dāng)國家英雄相繼死去時，流氓也退化成了

無賴，沉浸在各種極端無恥的罪惡之中。流氓與國家分離不能阻止這些。無論在什么地點，流氓都只能是國家的形象和命運的一個寓言”(《流氓的精神分

析》)。

如同劉邦、朱元璋是封建國家的象征，西門慶也是封建國家的寓言。

他是流氓國家的產(chǎn)物，同時又是流氓國家的破壞者。我們知道一個民間寓言：一個樵夫，坐在樹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個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

是他賴以托身的。

吳組緗先生曾以此來論賈寶玉和他所處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以我看將此移來論西門慶與封建國家的關(guān)系同樣確切。

不過作為封建官僚的西門慶，對他所賴以托身的封建國家的砍伐，與資本主義萌芽對封建社會的瓦解卻不是一回事。

正如馬克思所言：“不僅商業(yè)而且商業(yè)資本也比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更為古老，實際是資本歷史上最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商人資本的發(fā)展就它本身

來說，還不足以促成和說明一個生產(chǎn)方式到另一個生產(chǎn)方式的過渡”(《資本論》第三卷)。

只有少數(shù)人積累的商業(yè)資本(貨幣財富)投入或轉(zhuǎn)化為產(chǎn)業(yè)資本，并出現(xiàn)一批失去生產(chǎn)資料并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勞動者時，才算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萌

芽。

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或商品經(jīng)濟的顯著特點，在生產(chǎn)資料占有者支配著雇傭勞動者為其生產(chǎn)，其生產(chǎn)和出賣商品不像封建商品經(jīng)濟是為取得其他商品以滿足自

己的需要，而是為取得剩余價值，使資本增殖。

西門慶積聚起巨額商業(yè)資本，純粹以封建階級的方式投向商業(yè)、高利貸、買取官位和個人消耗的惡性膨脹等方面，而根本不投向產(chǎn)業(yè)資本，甚至也不投向土

地。

“田連阡陌”云云，只是文嫂信口開河之言，西門慶似乎不擁有土地，連祖墳要擴大一點，還得向他人買。

因而在西門慶那里根本看不到什么資本主義萌芽的痕跡。

中國的明代后期，封建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內(nèi)確實分解出了這種資本主義萌芽，但這碟豆芽畢竟過于脆弱，其發(fā)育也過于緩慢，從來就未成氣候，它即使在短篇小說如

“三言”、“兩拍”中，反映尚且相當(dāng)薄弱，更不用說在長篇小說中能占一席之地了。

但建國以來，不知為什么出現(xiàn)了一種怪現(xiàn)象：

每當(dāng)人們要拔高某部古典小說的地位時，總把它與資本主義萌芽(或市民階級)聯(lián)系在一起：

于是從《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到《紅樓夢》都曾被論定為“市民文學(xué)”。

《金瓶梅》研究中的“新興商人”說與那種夸大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思潮是一脈相承的。

它既不符合《金瓶梅》與16世紀(jì)中國社會的實際，也有違吳晗先生之原意。

(四)流氓性的“戰(zhàn)”

?？朴性疲骸捌鋵崳覀兿氲交蛘劦叫?，比任何別的事都多，但表達它卻比任何事都少，都含糊不清”(轉(zhuǎn)見潘綏銘《神秘的圣火》)。

在《金瓶梅》研究中，或許也是如此。因而，對其性描寫的評價歷來分歧最大。

其實，既然沒有性描寫，就沒有《金瓶梅》；沒有性瘋狂，就沒有西門慶，這命意大致不錯；

既然，足本《金瓶梅》與節(jié)本(或曰潔本)《金瓶梅》已并行于世，那么“閹割”凈身論就自然失效了。

值得注視的倒是有些論者對《金瓶梅》的性描寫與西門慶的性瘋狂似乎有溢美之嫌。

如有的說：“這(西門慶)是一個真正的混世魔王，玩弄女性，但也并不是對所有的人都無感情，兒子官哥兒和李瓶兒之死，他是那么發(fā)自真誠的傷心，囑家人

務(wù)必保留她的臥室和遺物。他的號哭，以致連吳月娘也引起了醋心”。

誠然西門慶“也并不是對所有的人都無感情”，如作為封建宗法家庭的一家之長西門慶，對他的兒子官哥兒就不能無感情。

因為在那個時代、那個家庭，男人可以鄙薄作為生兒育男的工具的女人，卻未必鄙薄這些工具為他所生的“人種”。

而這似乎不在上說邏輯之內(nèi)，可置而不論。

但作為玩弄女性的混世魔王西門慶，對其所玩弄的所有女性卻未必有什么感情可言，即使對李瓶兒也未必例外。

眾所周知，西門慶當(dāng)初與李瓶兒勾搭成奸，一貪其財(李瓶兒先從梁中書家?guī)С鲆话兕w西洋大珠和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繼而從花太監(jiān)那里獲得一筆可觀的財

富，當(dāng)李瓶兒終將這些財富帶到西門府上，西門慶立即大興土木，使其庭院幾乎改觀)；

二貪其色(李瓶兒有西門慶情有獨鐘的白皙皮膚)。

李瓶兒進入西門后，西門慶獨寵她，除了財色之外，更在于其“肚皮爭氣”，為西門慶生得一子——官哥兒，為西門慶的興旺發(fā)達——生子加官，作出了突

出貢獻(而其他妻妾幾乎均無此貢獻)。

官哥兒出生之時，西門慶何等歡欣：“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母子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并于當(dāng)晚，就在

李瓶兒房中歇了，不住看孩子。

從此，在諸妻妾中，李瓶兒幾成專房之寵，以至潘金蓮竟憤憤然罵道：“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么樣兒的，做甚么恁抬一

個滅一個，把人踩到泥里!”

可見，對李瓶兒，先是寵之財色，后是寵之為最佳生育工具，而無多少真誠的感情。

西門慶駕馭李瓶兒之術(shù)，先之以淫：用李瓶兒的話講：“你是醫(yī)奴的藥一般”；

繼之以冷：娶李瓶兒到家后竟“三日空了他房”，教她求生不得，尋死無門；再施之以威：用馬鞭抽打脫光了衣裳的李瓶兒。

這樣，西門慶就不僅沒收了李瓶兒的財色，也沒收了她的性子：致使那個曾有能耐氣死花子虛，驅(qū)逐蔣竹山的河?xùn)|獅，終于變成“好個溫克慍兒”，“性格

前后判若兩人”，甚至叫某些學(xué)者充滿困惑，大呼其“失真”。

潘金蓮與西門慶畫像

其實這正見出西門慶魔力所在，而不存在什么性格失真。

徹底收拾了李瓶兒“性格”之后，西門慶才與她進入“從而罷卻相思調(diào)”的寵幸之中。

實則這兒只有征服與被征服的份兒，哪有什么真誠感情可言。

李瓶兒死后，西門慶確實是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竟不顧她身底下血漬，兩只手抱著她香腮親著，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

姐姐!……”仿佛真是“發(fā)自真誠的傷心”。

其實，西門慶就是李瓶兒之死的劊子手。

李瓶兒死于血崩之癥，實由西門慶之貪欲造成的。

西門慶自從得了胡僧春藥，便肆無忌憚的發(fā)泄獸欲。

一日，他在王六兒家初試春藥，興猶未盡，回家強與正值經(jīng)期的李瓶兒做愛，致使李瓶兒患下血虛不足之癥，進而走向死亡。

對于李瓶兒死后西門慶的所謂號啕大哭，倒是被稱為西門慶肚里蛔蟲的貼身小廝玳安一語道破：“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錢?！边@才是個中真相。

果然，李瓶兒尸骨未寒，西門慶以伴靈為由，馬上就在靈前把奶媽如意兒拖進了他的被窩說：

“我摟著你，就如同和他(李瓶兒)睡一般”，竟弄得淫聲大作，“遠聆數(shù)室”。

誰還能從這里看到西門慶有什么人的情感?有什么“發(fā)自真誠的傷心”呢?

也有人將西門慶之流的“好色”說成是“人的正常要求”，“是對人生欲望的追求”，甚至說是“性觀念的解放”。

然而，何謂“人的正常要求”?

何謂“性觀念的解放”?

持此論的“金學(xué)”家們對之卻似乎未置一辭。

沒有堅實的理論前提，論述往往走向歧途，以其昏昏怎么可能使人昭昭呢?舒蕪的兩段話或許可充當(dāng)這理論的前提。

第一段見其《從秋水蒹葭到春蠶蠟炬》，他引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名言之后說：

“什么是近代意義的真正的愛情呢?恩格斯的著名定義，大家都知道了。據(jù)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平等互愛；第二，愛情重于生命；第三，愛情與婚姻同一成

為性道德的標(biāo)準(zhǔn)。”

第二段話見于其近作《女性的發(fā)現(xiàn)》，是在闡述周作人“性的解放”的觀點時所說：

“周作人的目標(biāo)是‘社會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寬大，性生活也愈健全’。這里有三個要點：第一，是要有社會文化的提高，而不是社會愚昧的加深，不是向

野蠻倒退。第二，是要建立合乎人性特別是合乎女性的性道德，而不是不道德、無道德。第三，是要建立合乎科學(xué)特別是合乎性科學(xué)的健全的性生活，而不是混

亂的病態(tài)的淫昏的性生活?！?/p>

這里更強調(diào)對待女子的態(tài)度問題，“周作人是把對待女子態(tài)度如何，作為衡量一個人的見識高下的標(biāo)準(zhǔn)”。

這兩段話互相補充，大致可視為對“人的正常要求”與“性的解放”的正確理解。

用這把理論的尺度，去衡量《金瓶梅》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西門慶那里壓根兒不存在什么“人的正常要求”或“性觀念的解放”。

西門慶家中有六房妻妾，還要淫人妻女，包占娼妓，張竹坡統(tǒng)計被西門慶“愛”過的女人有十九人。

對于那么一個龐大的性愛群落，無論是自家妻妾，還是他人妻女，無論貴婦富婆，還是卑賤下人，西門慶與她們之間從來就沒有什么“平等互愛”，而只有

玩弄與被玩弄，奸淫與被奸淫，占有與被占有，征服與被征服的關(guān)系。

小說第七十八回，寫西門慶與如意兒(又名章四兒)做愛時有段有趣的對話：

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人回應(yīng)

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p>

在做愛之際，西門慶竟呼性愛對象為“淫婦”，自是賤視對方(章四兒自稱“淫婦”當(dāng)然是自貶)；

即使做愛他們也不是“平等互愛”，而是居高臨下的男性去“臨幸”地位低賤的女性。

既然是“臨幸”，這個女性越不屬于自己，此時就越有奪人城池般的占有欲和實際占有了的陶醉感。

這大概是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的心理依據(jù)。

章四兒起先徑答“我是爹的老婆”，本是討好西門慶之意，西門慶猶嫌不過癮，主動教導(dǎo)她回答是：“熊旺的老婆”，點明他屬的本來身分，然后說“今日

屬了我的親達達了”，才能滿足他瘋狂的占有欲和征服欲。

這種在女人身上實現(xiàn)掠人城池愿望的戰(zhàn)爭游戲，西門慶是百玩不厭的。

從上述李瓶兒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西門慶之性目的主要在獵取財色與傳宗接代。

在西門慶“愛”過的女性中，李瓶兒是使西門慶的“性目的”得以全方位實現(xiàn)的人，而潘金蓮則偏以色，孟玉樓則偏以財，吳月娘則偏以傳宗接代。

小說第二十一回，寫西門慶在妓院鬼混，半月不歸，吳月娘雪中焚香拜斗，祝禱穹蒼，保佑主夫，“早生一子，以為終身之計”，西門慶聞得滿心高興，立

即“要與月娘上床宿歇求歡”。

西門慶有過所謂“真?zhèn)€銷魂”的性快感，卻從來沒有過什么愛與情的意識，更談不上“愛情重于生命”，和“建立合乎人性特別是合乎女性的性道德”。

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欲，他常常是不擇手段，不認(rèn)對象，恣意淫樂，貪得無厭。

他把女人當(dāng)作腳上穿的鞋子一樣，隨意選用，隨時更換。蔣竹山說他“家中挑販人口，家中不算丫頭大小，五六個老婆，著緊打趟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

領(lǐng)出賣了?！弊髡哂貌粚懼畬扅c明西門慶販賣妻妾的罪行。

西門慶死后，吳月娘將眾妾送官媒出賣，雖在形式上有違西門慶“你姐妹們好好守著我的靈，休要失散了”的遺囑，而實際上大概還是按先夫既定方針辦

的。

可見，在西門慶府上，從來就不將婦女當(dāng)人，而視同可以隨意出賣的牲口一般。

這里當(dāng)然有一個支持西門慶的社會制度在他身后站著，他才敢如此肆意妄為。

要到一個販賣婦女的魔鬼那里去尋找什么“愛情”色彩，顯然是摸錯了門。

在理論上，是混淆了“淫”與“情”的界限，誤將“淫”為“情”。

“因為‘情’與‘淫’很相似，都是男女之間的事，如不劃清界限，則舊的風(fēng)流才子們一向是假借‘情’的名義來行淫，而道學(xué)家又會拿了‘淫’的罪名來

鎮(zhèn)壓青年男女的愛情。所謂把對手當(dāng)作‘對等的人’，當(dāng)作‘自己之半’，是兼指兩性而言，但結(jié)合歷史實際情況，則著重的當(dāng)然是指男子對于女子的心理”，

“玩弄的心理，淫虐的心理，等等，都是沒有把女子當(dāng)作對等的人，都是‘淫’，不是‘情’”(《女性的發(fā)現(xiàn)》)。

以舒蕪從周作人那里引申出來的理論來衡量，西門慶自然只能是個淫棍，而決不是什么情種!

西門慶有過輝煌的床第戰(zhàn)績，但在那里有的從來只是那混亂的病態(tài)的淫昏的性生活，而沒有過“合乎科學(xué)特別是合乎性科學(xué)的健全的性生活”。

潘金蓮是與西門慶做愛最頻繁的女性，小說中明寫的就有二十多次，其中寫得最酣暢的大概要數(shù)第二十七回的“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以性科學(xué)觀念看，西門慶對女性的性敏感區(qū)是了若指掌，而且是性挑逗的行家里手，但到具體實施時，卻令人瞠目。

如其不用手指，而是“先將腳指挑弄其花心”；

繼而“向冰碗內(nèi)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個，皆中花心”，他叫“投個肉壺，名喚金彈子打銀鵝”；

然后“又把一個李子放進牝中，不取出來”。

這難道是正常的性挑逗?

而體式也異乎尋常。

西門慶“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

但在挑逗之后，西門慶卻故意進行“冷處理”。

幾經(jīng)挑逗，兼有酒興相助，潘金蓮是淫興大作，西門慶卻“又不行事”，或“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春心沒亂”，口中直叫：“急壞淫婦了”，“捉弄奴

死了”，西門慶在自己一手制造的性饑渴的對手的呼喚中，獲得了極大的滿足。

那呼喚，就使他永遠處于居高臨下的主動地位。

西門慶本來就是“驢大的行貨”，且用淫器(銀托子，硫黃圈)和性藥從里到外都武裝起來，這就使“那活昂健奢棱”，“暴怒”異常。

待到做愛時，西門慶也是使盡解數(shù)：先“賣了個倒入翎花”，再“玩其出入之勢”，復(fù)又“耍個老和尚撞鐘”，“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

如此荒唐的性游戲，不在床第，竟在大白天的花園中，連春梅都說：“不知你每甚么張致，大青天白日里，一時人來撞見，怪模怪樣的”。

簡直沒有一點人的氣息。

張竹坡也斥之為“極妖淫污辱之怨”。

如此兇猛的性攻擊，真是所向披靡，無堅不摧。

靄理士《性心理學(xué)》指出，性欲高潮的心理感受，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一種通體的安適感覺，一種舒適懶散的心情，一種心神解放，了無罣礙，萬物

自得，天地皆春的觀感”。而西門慶的“歙然”、“暢美”，是建立在女性“目瞑氣息”的痛苦之上的。這在西門慶是性虐待，在潘金蓮則未必是受虐狂，她稱

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可見這痛苦的方式并沒有喚起她的性愉快，但為固寵她又只得拚命市色，因而她有“百年苦樂由他人”的慨嘆。友人方君曾將

《金瓶梅》與《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相比較，就更鮮明地顯現(xiàn)出西門慶性文化的卑污。他說：

《查太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中關(guān)于性生活的描寫，是從女性的角度，以女性為本位的。勞倫斯用一種美妙而純潔的語言，寫出了女性的感受：……波動著，波

動著，波動著，好象輕柔的火焰的輕撲，輕柔得像羽毛一樣，向著光輝的頂點直奔，美妙地，美妙地，美妙地，把她溶解，把她整個內(nèi)部溶解了。那好象是鐘聲

一樣，一波一波地登峰造極。

她仿佛像個大海，滿是些幽暗的波濤……興波作浪

而《金瓶梅》一類的書，則認(rèn)為男子的快樂全在于女性的被動，男子的享受就在于越狂暴越好的性占有和性虐待。

這是千百年來造成女性無可告訴的悲劇的一個原因(《勞倫斯的頌歌與略薩的控訴》，《讀書》1988年第7期)。

“女性本位”論，要求男性在性生活中“以所愛的婦女的悅樂為悅樂而不忱于她們的供奉”(靄理士語)。

雖然人類性生活終當(dāng)以兩性和諧為目標(biāo)，但“女性本位”論對于自母系氏族消亡以后人類性生活中長期存在著的“男性本位”的歷史與遺痕來說，則不失為

一種矯枉。

有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野趣與美感作參照系，就更能反射出西門慶的野蠻與丑陋。

前者是靈與肉的統(tǒng)一，通過性的交融，引出精神的升華與人格的完善，即使對“肉體”的描寫也是一種美的觀照：

“用純粹的肉感的火，去把虛偽的羞恥心焚毀，把人體的沉濁的雜質(zhì)溶解，使它成為純潔!”

而在西門慶那里，女性肉體再也不是令人引以自豪的萬物之靈，而是男性獲得性愉快的玩具和女性進行“性交易”的籌碼；

性交不再是由快感走向美感，由自然走向?qū)徝赖奶雇?，而是女性的屈辱與男性的墮落的必由之路。

燦爛的生命之火與人性之光被西門慶的野蠻與丑陋掃蕩殆盡，剩下的除上述其所實施的性占有、性虐待之外，還有什么后庭花、什么品蕭、什么燒香以及飲

溺、同性戀等等，只能作為16世紀(jì)末性文化污穢的紀(jì)錄。

這種以性放縱與性混亂為內(nèi)容的性文化，既不理解女性，也不尊重女性(小說中的女性也不自我尊重)，只能是野蠻的反映，而絕無“性解放”的痕跡可尋。

還有人將西門慶的性瘋狂，與以李贄為代表的晚明進步思潮相提并論。這就更離譜了。

晚明性文化實則有兩個潮流。

一是以李贄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所傳播的，以個性心靈解放為基礎(chǔ)的人文主義思潮。

李贄針對程朱理學(xué)“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主張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貨好色。

但他并非主張淫亂，因為其理論軸心是“童心說”。所謂“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說》)。

在李贄的影響下，袁中郎、湯顯祖、馮夢龍等都加入了這一潮流。

袁中郎提出“獨抒性靈”，“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fā)，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詩》)。

湯顯祖則高倡“至情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fù)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題詞》)。

馮夢龍主張“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承認(rèn)“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時又劃分開情與淫的界限，指出：“夫情近于淫，而淫實非情”(《序

〈山歌〉》)。

不難看出，西門慶的思想言行與這一思潮，毫無共同之處。

另一個是以腐敗的封建當(dāng)局為代表掀起的縱欲主義的濁流。

嘉靖、隆慶兩朝皇帝都喜用春藥，神宗萬歷皇帝是個“酒色財氣”四毒俱全的昏君。

諸侯王的荒淫有過之而無不及，“挾娼樂裸，男女雜坐，左右有忤者，錐斧立斃，或加以炮烙”(《明史·諸王傳》)就是他們的丑跡寫照。

上行下效，濁臭熏天。

魯迅曾說：“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shù)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

于是頹風(fēng)漸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xué)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中國小說史略》)。

李贄像

人道：性是生命之光。

晚明的兩股潮流都未離開性這個命題，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

前者引人升華，后者誘人沉淪。

前者訴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聲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第云理之所必?zé)o，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題詞》)，來呼應(yīng)

那富有思想啟蒙色彩的進步思潮。

后者則影響著世俗世界，正如魯迅所言：“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風(fēng)氣既變，并及文

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第之事也”，“而在當(dāng)時，實亦時尚”(《中國小說史略》)。

于是“穢書”(如《儉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繡谷眷容》等小說春畫(萬歷版《風(fēng)流絕暢圖》為精美的彩色套印)盛行，甚至“隆慶窖

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

西門慶正是那縱欲主義濁流中的產(chǎn)物。

16世紀(jì)末的中國，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亂世”，而是“末世”，是“濁世”。

這是將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發(fā)展的時代，死的抓住了活的！

兩股潮流相生相克，濁流時而蓋住清流，夜光時而淹沒曙光，腐敗時而侵蝕著詩情。

這是歷史應(yīng)該轉(zhuǎn)變而未能轉(zhuǎn)變的時代，“有歷史而無事變”！

用以書寫這一頁歷史的，既不是輝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絕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悶的灰色作基調(diào)，雜以各種中間色。

這就是產(chǎn)生《金瓶梅》的那個時代風(fēng)光。

《金瓶梅》的作者未必從以李贄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營養(yǎng)，因而他不可能寫出杜麗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與縱欲主義的濁流同

光共塵，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門慶的水平線上去寫西門慶，沒有將《金瓶梅》寫成如《如意君傳》之類“專在性交”的“穢書”，而是站在較高的角度，“著此一

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不過，人文主義與縱欲主義之間雖有著本質(zhì)差異，但由于兩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與夜光有時皆呈朦朧，叫人難以分辨。

《金瓶梅》研究中時有論者將兩者混為一談，以致視淫為情。

如有論者說：“第五十七回中，他(西門慶)曾對吳月娘說：‘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茍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薄上注名，今

生了還。難道生刺刺，胡謅亂扯，歪斯纏做的?’就此而言，這種‘偷情茍合自然配合’理論，與李卓吾等人強調(diào)的‘率性而行，純?nèi)巫匀弧乃枷氪_有相似之

處。”

也有人將第八十五回所寫春梅“見階下兩只犬兒交戀在一起”，脫口而出：“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

與《牡丹亭》中春香所言“關(guān)了的雎睢鳩，尚有洲渚之興，何以人而不如鳥乎”，說成是“同出一轍”。

還有人將《金瓶梅》中的偷淫與《西廂記》中的戀情混為一談，就是明例。

可見分清“情”與“淫”的界限，是何等艱難而又何等重要!

(紅樓夢)有正本第六十六回脂批云：“余嘆世人不識‘情’字，常把‘淫’字當(dāng)作‘情’字；殊不知淫里無情，情里無淫。淫必傷情，情必戒淫”。

古人尚且有此見識，今人更當(dāng)有清徹的分辨。

《金瓶梅》是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是部“人間喜劇”式的作品。

這部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或許就是以西門慶為中心人物的種種性活動。

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萬惡淫為首”。

因而作者淋漓盡致地寫西門慶的性事(變態(tài)性心理與性行為)，正是從人類生活的一個本質(zhì)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階級萬劫不復(fù)的沒落和腐敗。

而那種從西門慶性事中看到“性解放”的觀點，或許有違《金瓶梅》的文本實際，而似難以站得住腳。

文章作者單位：南京財經(jīng)大學(x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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