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造物不自以為功” ——讀蘇軾《喜雨亭記》隨感丨
“造物不自以為功”
——讀蘇軾《喜雨亭記》隨感
文/郭英德
蘇軾(1037—1101)的《喜雨亭記》(孔凡禮點(diǎn)?!短K軾文集》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49—350頁),寫于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602)三月下旬。這年他二十六歲,任大理評事,簽書判鳳翔府公事,協(xié)理知府處理日常事務(wù)。 在這篇筆調(diào)流麗輕靈的文章背后,有一樁饒有趣味的求雨故事。
從嘉祐六年(1601)九月開始,鳳翔周邊除了飄過一些微雪,好幾個(gè)月沒正經(jīng)下雪了。轉(zhuǎn)過年來,入春一個(gè)月了也不下雨。土地干枯,旱情嚴(yán)重,農(nóng)人憂心如焚,擔(dān)心再不下雨的話,莊稼必然顆粒無收,盜賊難免興風(fēng)作浪。人們束手無策,唯有遵循習(xí)俗,祭禱神靈,祈求降雨。而求雨本來就是地方官的職責(zé),蘇軾自然當(dāng)仁不讓。何況舞文弄墨自是文人的本分,更是蘇軾的特長。他寫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祈雨文,準(zhǔn)備呈遞神靈。
鳳翔府在今天陜西寶雞市一帶,南臨渭水。渭水以南是秦嶺,秦嶺最高的山峰是太白山,地處郿縣。太白山上有一座上清宮,宮前有池塘,禱雨取水,多有靈應(yīng)。父老傳說,“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yīng)”(《東坡志林》卷三“太白山舊封公爵”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56頁)。三月初七,蘇軾不辭辛勞,親自登上太白山,在上清宮前高聲朗誦祝文,祈求山神普降甘霖,“上以無負(fù)圣天子之意,下亦無失愚夫小民之望”(《蘇軾文集》卷六二《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4頁)。
果然三月初八下雨了,十七日又下了一場雨,但是雨太小,遠(yuǎn)遠(yuǎn)不足以解救旱情。蘇軾咨詢當(dāng)?shù)厝?,說是太白山神在唐朝時(shí)封為“神應(yīng)公”,到宋朝卻降為“濟(jì)民侯”,山神可能鬧情緒,不太靈驗(yàn)了(《東坡志林》卷三“太白山舊封公爵”條)。于是蘇軾立刻代太守宋選向皇帝草擬一份奏狀,請封山神“明應(yīng)公”(《蘇軾文集》卷三七《代宋選奏啟封太白山神狀》,第1061頁;卷六二《告封太白山明應(yīng)公祝文》,第1914頁)。隨后又特派使者,前往上清宮敬告山神,并且恭恭敬敬地從宮前池塘里取回一盆“龍水”。蘇軾還特地寫了《迎送神詞》一篇五章(《蘇軾詩集》卷四《太白詞(并敘)》,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152頁)。
二十日早晨,蘇軾與太守宋選齋戒沐浴,到郊外迎接“龍水”,并舉行祈雨儀式。數(shù)以千計(jì)的百姓聚集觀看,宋太守當(dāng)眾宣讀蘇軾撰寫的《禱龍水祝文》,說:“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輿民。燃香靄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優(yōu)愿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圣化薦臻,致田疇之益濟(jì)?!保ā短K軾文集》卷六二,第1912-1913頁)一時(shí)天空漸漸烏云密布,但是還不見雨點(diǎn)兒。蘇軾又陪宋太守到鳳翔城的真興寺禱告(《蘇軾詩集》卷三《真興寺閣禱雨》,第140頁)。 果然天從人愿,狂風(fēng)忽起,暴雨驟降,而且連下三天。枯萎的莊稼舒展挺拔,頓時(shí)充滿了勃勃生機(jī)(《代宋選奏啟封太白山神狀》,第1061頁;《蘇軾文集》卷七二《太白山神》,第2307頁)。
喜雨沛然,豐收在望,鳳翔百姓無不歡呼雀躍,“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nóng)夫相與抃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這年年初,蘇軾在官舍附近起造一座庭園,作為公事之余的休息之所,南有水池,北有亭子,樹木環(huán)繞著流水,景色格外雅致。 這時(shí)他新建的亭子剛好修成,蘇軾便將這座亭子命名為“喜雨亭”,并欣然命筆,撰寫了《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依次敘寫建亭的經(jīng)過、下雨的過程、喜雨的情狀和慶賀的場景,最后以這么一篇歌詞,曲終奏雅: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
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
一雨三日,繄誰之力?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
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這篇?dú)g快的歌詞有兩層意思,值得我們細(xì)細(xì)品味。
歌詞的第一層意思,說的是“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第1913頁),而“天”恰恰善體人意,既沒有“雨珠”,也沒有“雨玉”,而是“雨麥”,為濟(jì)民饑而賜之以麥。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耕社會里,對于百姓而言,真正的財(cái)富不是金錢珍寶而是糧食,只有豐衣足食,才能安居樂業(yè)。在這里,蘇軾化用了東漢劉陶《改鑄大錢議》的文意,劉陶寫道:“就使當(dāng)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yōu)楹陀?,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nèi)也?!保ā?a href='/houhanshu/' target=_blank>后漢書·劉陶傳》)但是劉陶的原文卻“不如東坡辭婉意明,所謂出藍(lán)更青者也”(孫奕《履齋示兒編》卷七“祖意而勝”條,《叢書集成初編》本,第62-63頁)。
這年春天的求雨得雨,是有先兆的。蘇軾在文章中記載道:“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薄坝犒湣钡囊馑际翘焐下湎蔓溩?。麥子自天而降,這可是異常的天象。古人以為天象與人事密切相關(guān),發(fā)生氣候異象時(shí)就必須占卜,以測吉兇禍福。“雨麥”之后占卜為“有年”,即“豐年”,莊稼有好收成,這當(dāng)然是“吉兆”。
早在戰(zhàn)國時(shí),人們就有“神農(nóng)之時(shí),天雨粟”的傳說(清馬骕《繹史》卷四引《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如果說這還僅僅是農(nóng)耕起源的神話,那么漢人就多次記載了“雨粟”、“雨谷”的自然現(xiàn)象,并且還有“天雨谷,歲大熟”的占卜之說(《藝文類聚》卷八五《百谷部》引西以京房《易逆刺》)。蘇軾記載的“雨麥”之事,有時(shí)間、地點(diǎn)和事件,敘事相當(dāng)完整。雖然我們無法判斷這一記載究竟是不是蘇軾親眼所見的“實(shí)錄”,也無法知曉占卜的主角是不是蘇軾,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斷定, 飽讀經(jīng)史、浸染傳統(tǒng)的蘇軾,內(nèi)心中是愿意相信“雨麥”之事的,更愿意相信“雨麥”是祈雨成功的先兆(參看盧曉麗《蘇軾〈喜雨亭記〉“雨麥”釋義及內(nèi)涵辨析》,《語文月刊》2014年第6期)。
所以,蘇軾特意在文章中記載“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無疑是“有意為之”的。他要借此明確地說明:“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yōu)游以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上天不會遺棄下土的百姓,為了避免“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預(yù)先就以“雨麥”的天象昭示“有年”,給百姓帶來恩惠和歡樂。
但是蘇軾心里非常明白,即使真的有“天人感應(yīng)”,也并非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歸根結(jié)底是“人心”感動“天意”。于是他不禁設(shè)問:“一雨三日,繄誰之力?”一連下了三天的喜雨,是誰有如此這般的“神力”呢?這就引出了這篇歌詞的第二層意思。
因?yàn)榘傩沼H眼看到宋太守、蘇簽判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誠祈禱,為民請命,所以他們說,“一雨三日”是太守、簽判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但是,區(qū)區(qū)太守、簽判,怎么敢如此居功自傲呢?所以他們稱說:普降喜雨應(yīng)歸功于皇帝。
在皇權(quán)時(shí)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保ā?a href='/shijing/' target=_blank>詩經(jīng)·小雅·北山》)更何況古人認(rèn)為皇帝乃受天命而有天下,尊稱為“天子”,原本就是“天”在人間的化身,是“天下之主”。所有臣民的功勞、自然的祥瑞,都應(yīng)歸于“天皇圣明”,這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事。但是蘇軾筆鋒一轉(zhuǎn),斬釘截鐵地寫道:“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真正“圣明”的皇帝,是不會將臣民的功勞、自然的祥瑞歸于自己的。他會明確地回答:“否!”——這不是我的功勞。
那么,能不能將喜降甘霖的功勞歸于“造物”,即一種創(chuàng)造、主宰萬物的力量呢?蘇軾卻替“造物”回答說:“造物不自以為功”?!霸煳铩辈⒉徽J(rèn)為“一日三雨”是自己的功勞, 于是只能“歸之于太空”——即“天”。這應(yīng)該是蘇軾的“終極思考”了,因?yàn)樗f過:“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蘇軾既否定了官吏的“德行”、皇帝的“圣明”具有感動上蒼的力量,也否定了“造物”具有呼風(fēng)喚雨、護(hù)佑眾生的功能。他認(rèn)為,降雨之功,與太守?zé)o關(guān),與天子無關(guān),甚至與造物無關(guān),而應(yīng)“歸之于太空”,是上天對人們的眷顧和恩賜。 蘇軾這種“推功讓德”的思想自有來歷,大抵取義于《禮記·祭義》:“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只不過《禮記》是從天到士庶人順著說,而蘇軾則是從太守到“太空”倒著說。
但是頗有深意的是,蘇軾說到“歸之于太空”的時(shí)候,偏偏又宕開一筆,說“太空冥冥”,天是高遠(yuǎn)渺茫,難以著實(shí)的。蒼天虛無飄渺,雖然看得見,但是有誰可以夠得著它,又有誰可以把握住它呢?人們又憑借什么去“感恩”上天呢?既然“一日三雨”的“神力”最終無所歸屬,是“不可得而名”的,那還不如腳踏實(shí)地地用“喜雨”來命名我的亭子吧。 因?yàn)檫@座亭子是老百姓一磚一瓦修建而成的,也是“官”和“民”休戚與共的見證。還有什么比“與民同樂”更可忻喜的事情呢?
文章以“喜雨”命亭作結(jié),戛然而止,堪稱匠心獨(dú)運(yùn)。這既是曲終奏雅,照應(yīng)“喜雨亭記”的題目,也是由小及大,推出如此精深的道理:“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于是大善,而豈區(qū)區(qū)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諧媚君父,矯誣上天云爾哉?”(《唐宋文醇》卷四四評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不過我們還可以進(jìn)一步追問,如此“棄虛”而“務(wù)實(shí)”的蘇軾,為什么明明知曉“太空冥冥”,天是虛無飄渺的,為了求雨,還是一會兒撰寫祝文,一會兒撰寫狀文,一會兒撰寫禱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神靈傾訴,向上天祈禱呢?他是真心相信天有主宰人事的功能,還是雖然心存疑忌,卻不得不“隨鄉(xiāng)入俗”、“逢場作戲”呢?
其實(shí)古人早就說過:“心誠則靈”。只要人的心意足夠虔誠,只管祈禱就對了,不管借助何方神靈向上天祈禱,上天最終都是可以顯出靈驗(yàn)的。 所以關(guān)鍵不在于選擇何方神靈,更不在于揣測上天是否通曉人意而決定是否祈禱,而在于人們是否采取了祈禱的行為,是否真心地祈禱,或者說祈禱時(shí)心意是否足夠虔誠。
這種虔誠的心意,對地方官來說,就是關(guān)心民生,為民謀利,與民同憂同樂,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為百姓之欲為,“救一時(shí)之急,解朝夕之患”(《蘇軾文集》卷四八《上韓魏公論場務(wù)書》,第1393頁)。蘇軾說:“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jì)時(shí)心?!保ā短K軾詩集》卷六《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其二,第274頁)他認(rèn)為,出仕為官,應(yīng)“以及民為心,而慚尸祿”(《蘇軾文集》卷二四《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之二,第701頁)。蘇軾稱頌太守宋選修葺驛站,急生民之所急,就曾引用《詩經(jīng)》“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的詩句,解釋說:“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鳳鳴驛記》,第375-376頁)敢于擔(dān)當(dāng),勇于任事,這本來就應(yīng)該是地方官的本分。
所以,當(dāng)亢旱之年,百姓信奉祈禱,地方官怎么能不為其所欲為,而且盡心盡力地為其所欲為呢?蘇軾借助于為亭子命名“喜雨”,無疑是要清楚地表達(dá):如果“彌月不雨”,官吏卻毫不作為,不去祈禱降雨,任憑旱情發(fā)展,則“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yōu)游以樂于此亭,其可得耶!”而今地方官為百姓所欲為,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誠祈禱,方能感動上蒼,使“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yōu)游以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正是有見于此,林云銘評此文道:“不但舍雨之外無可名此亭,亦舍亭之外無可名此雨”,“語語為民,便覺闊大”(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三評語)余誠評此文道:“就一座私亭,寫出絕大關(guān)系,伴憂樂同民之意,隱然言外,而又毫不著跡。立言最為有體?!保ㄓ喑恰吨赜喒盼尼屃x新編》卷八)
天災(zāi)源于人禍,天祥本于人福。天災(zāi)之所以發(fā)生、之所以蔓延,是因?yàn)槿藗儾粸樗鶓?yīng)為,甚至為所不應(yīng)為。 如果人們對天存一份敬畏之心,對民存一份仁愛之意,盡心盡力地為所應(yīng)為,不為所不應(yīng)為,天災(zāi)要么不至發(fā)生,要么一旦發(fā)生也會轉(zhuǎn)危為安。宋太守、蘇簽判遵從民意,虔誠祈禱,終究使鳳翔一地從“彌月不雨”變?yōu)椤耙挥耆铡?,這就是明證。
由此可見,在蘇軾看來,“雨麥于岐山之陽”的吉兆之所以能夠成為天降喜雨的現(xiàn)實(shí),雖非人力可為,卻為人心可期,最終應(yīng)該歸功于人們虔誠的祈禱——不僅是宋太守、蘇簽判采取的虔誠祈禱的行為,也不僅是他們撰寫的虔誠祈禱的祝文, 而是他們內(nèi)心中始終葆有的那份“當(dāng)仁不讓”、“與民同樂”的真心誠意。這正是蘇軾一生秉持的信念和操守,晚年他還稱道友人李常,并以此自勵(lì),說:“兄雖懷坎壈于時(shí),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保ā短K軾文集》卷五一《與李公擇》之十一,第1500頁)
“憂樂同民”是一種儒家意旨,正如孟子所說的:“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梁惠王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K軾一生善學(xué)孟子,對孟子“憂樂同民”的思想領(lǐng)悟極深,因此始終堅(jiān)持“以民為重”的人生信念(四川大學(xué)中文系唐宋文學(xué)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第36頁)。
“憂樂同民”還是一種圣人情懷,所以《喜雨亭記》開頭就寫道:“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敝芄玫街艹赏踬p賜的稻禾,便用“嘉禾”作為他文章的篇名;漢武帝在汾水上得到寶鼎,便改年號為“元鼎”;魯文公派遣叔孫得臣率兵,打敗北狄軍,俘獲北狄國君僑如,便把兒子宣伯命名為僑如。蘇軾的喜雨而名亭,正可與周公、漢武、叔孫得臣相媲美。
無論是儒家意旨還是圣人情懷,“憂樂同民”傳達(dá)的是這樣的政治智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孟子·離婁上》)蘇軾認(rèn)為:“民者,天下之本。”(《蘇軾文集》卷九《策別訓(xùn)兵旅二》,第277頁)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 “天”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造物主”,而且也是一種主體的顯現(xiàn)物,是“民”的化身,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保ā睹献印とf章上》引《尚書·泰誓》語)因此,“得其民”而且“得其心”,不僅就能得到“天”的庇護(hù)而降祥福,而且這本身就是“天心”、“天意”的客觀顯現(xiàn)。
“喜雨”之事雖小,其中含蘊(yùn)的意思卻大。古人以為,蘇軾為文,善于“小題從大處起議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二四引唐順之評蘇軾《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語),良有以也!
-全文完-
原文刊于《文史知識》2020年06期
作者簡介
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xué)、中國古典文獻(xiàn)學(xué)、中國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史、中國古代戲曲學(xué)、中國古代散文史等領(lǐng)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學(xué)術(shù)專著近三十部,論文近三百篇。
本文章由京師文會出品,轉(zhuǎn)載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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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郭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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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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