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發(fā)掘的河北定縣北莊子漢墓是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的兒劉焉的墓,他被打下天下的牛人老爸封為中山簡王,可惜他只活了36歲(漢代的皇帝和諸侯大多短命。劉邦大約是中了魔咒)。但,這個墓是地地道道的書法寶庫!

這個東漢大墓出土了許許多多寶貝。但我只感興趣的是它的書法。它總共出土了4000塊墓石,俗稱黃腸石。其中有634塊上有刊刻有字跡。這些字跡,點畫堅實、古拙質(zhì)樸、氣度開闊,屬篆隸過渡字體,并兼有楷書的意味(其實,楷書就是在這個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它是后來產(chǎn)生的南北朝碑版書法(俗稱“魏碑”或“北碑”)的前身,兩者一脈相承。

在這個墓的墓室頂部,還有許多的手書字跡,分別是《急就章》(片斷)和天干地支,前者用白粉書寫,后者用墨汁書寫。這些手書字跡與黃腸石上的銘文非常不同。它筆畫流暢、運筆隨意,結(jié)字已蛻盡篆書的痕跡,雖仍屬隸書,但已有明顯的行書、草書意味,部分筆畫已非標(biāo)準(zhǔn)的八分書,而趨向楷書,有明顯的看提按用筆。這些手書字體的書寫技巧和水平雖談上高明,但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文字-書法的走向。是研究中國文字與書法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原料。

秦漢至魏晉,是中國文字-書法發(fā)展史上最具決定意義的時刻,它筆法最為豐富、結(jié)字最為多樣、內(nèi)涵最為深邃。這是一個完完全全多元的時代。但在以往,我們常常用線性的單一目光來打量古代中國書法史,以為在某一特定時代、特定地域只會有一種固定的樣式、筆法和書體存在,北莊子漢墓的石刻銘文和手書字跡完全打破了這一定論——在那個變動的年代,筆法和字體多樣并存,并行不悖。

南朝人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評論鍾繇時說:“鍾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xué)者也;三日行狎書,相聞?wù)咭?。三法皆世人所善?！贝蠹s,這里所說的銘石之書就是北莊子漢墓中黃腸石的刻石,而行狎書就是墓頂上的那種字。它們的功用不同、書刻的手段不同、材質(zhì)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寫法和樣式。

PS,漢代的《急就章》與后來出現(xiàn)的《千字文》(南朝周興嗣編)是古代中國人最基本的識字課本。雖說它“基本”,但無論涵義、意韻,還是音律都達(dá)到了某種極致。與之相比,一兩千年之后處處“先進(jìn)”的我們,所用的識字課本真是“小兒科”。

所以,千萬別小瞧古人!

漢代中山簡王劉焉墓室隸書真跡

中山簡王劉焉的陵墓自從1959年挖掘以來,墓中除了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就要數(shù)黃腸石題刻最為寶貴。但是墓中還有一個珍貴的文物,被書法界長期忽視,那就是劉焉墓中的漢代隸書遺跡了。這些文字寫在墓室和墓道的頂部的磚上,寫的內(nèi)容是《急就章》的句子和天干地支。文字大約二十厘米,體呈白色。書風(fēng)飄逸灑脫,古樸靈動,呈現(xiàn)出漢代人昂揚大氣的精神面貌。

自從清代碑學(xué)興盛,金石考證之風(fēng)大興,一代代金石學(xué)家對新出土文字資料的占有和研究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對漢代的碑刻,清人曾經(jīng)說過“漢隸三字為寶”,可見癡迷程度。但是長久以來,人們對漢隸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漢代碑刻的八分隸書上。但是碑刻在加工過程中會受到刻碑方法的影響,還有出于莊嚴(yán)肅穆的字體的需要,裝飾化越來越強,逐漸形成了《熹平石經(jīng)》那樣的折刀頭樣式。這并不能真實反應(yīng)漢代人的日常書寫習(xí)慣。

二十世紀(jì)以來,敦煌、武威、居延等地相繼出土漢簡,王國維《流沙墜簡》成書,使?jié)h簡成了一門顯學(xué)。古代“孔子壁中經(jīng)”和“汲冢竹書”的故事也不再是傳說。地不愛寶,一直到現(xiàn)在,每過幾年都能聽到新的簡帛資料出土的消息。從簡帛去看漢人手書的面貌,當(dāng)然是鮮活生動的,但竹簡的形制一般都很小,大概只有0.5㎝寬,小字如群蟻排衙密密麻麻,書法家在借鑒創(chuàng)作的時候,對漢人的筆法的研究和理解,都有相當(dāng)?shù)碾y度。而且簡牘墨跡字徑非常小,把它放大以后,筆法上要帶來一系列的變化,很難適應(yīng)當(dāng)下創(chuàng)作巨幅作品要求。

幸運的是,中山簡王劉焉的墓中漢代大字隸書遺跡非常清晰地展現(xiàn)了漢代隸書的真實面貌,為當(dāng)下創(chuàng)作巨幅隸書作品提供了寶貴的學(xué)習(xí)資源,也對我們研究漢代隸書的草化提供了一個契機。

以下為墓中漢隸墨跡實拍,建議在WiFi環(huán)境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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