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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將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確定為“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博物館講述難以言說的歷史”。主題關注博物館所發(fā)揮的社會作用——博物館努力造福社會，致力于成為促進人類和諧共處的重要場所。博物館不僅是收藏、展示光輝歷史的空間，同時也是接納、包容有爭議的過去的空間。在正視難以難說的歷史中，走向和解和暢想未來。博物館應當積極介入社會，主動參與調解、彌合傷痛。博人茶座將圍繞“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展開系列對話，主題一為“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

叁

本期茶客

茶

座

王嵩山 教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及亞太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博物館學、博物館技術與文化資產保存、臺灣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研究。

曹兵武 總工程師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總工程師，兼任國家公共文化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博物館學會傳媒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等。

叁

往期茶客

茶

座

宋向光 教授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潘守永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民族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

螺旋真理

就職于中國文物報社新媒體部，《中國博物館》雜志編輯

吳潔

中國民族博物館館員，中 央民族大學人類學博士候 選人。

茶博士

杜輝 博士

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文博專業(yè)講師，致力于博物館學、文化遺產研究。

各位茶客晚上好！這次對話的主題是“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潘老師和王老師都曾參與過地震災后博物館策劃或相關項目，我們就以二位的實踐為切入點，圍繞災難、記憶和博物館實踐等話題展開此次對話。

搬小板凳聽講。

也和今年博物館日主題有關，選題有意思。

恩，這是“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系列對話的第一個主題。

17年前了！千頭萬緒！

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是一個好話題，無論在理論上、實踐上，還是博物館倫理上，都值得也需要進行系統(tǒng)性討論。我們有幸參與相關的一些工作，但是都還沒有時間來清理。

果然！

希望能夠通過這次對話，就倫理、社會責任和博物館實踐等議題進行討論和思考。

王老師是臺灣地震遺址和博物館的主要規(guī)劃者，很高興能有機會與王老師求教。

臺中科博館在1999年的921地震之后成立了地震園區(qū)，是一個科學主義的產物。

是的，我去現(xiàn)場參觀過兩次，收獲很大。

博物館是一種工具，介入是應該，但是如何介入，尤其是從何角度介入？可能是問題的關鍵。否則，可能會變成添亂。

人類學家沒能使上勁。

王老師介紹一下臺灣的這個案例吧。

地震之后，受災嚴重區(qū)臺中霧峰利用一個小學成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qū)。之后在南投竹山成立了一個斷層館。如前所言，主事者為自然科學家，園區(qū)中的展示大致關心的是遭遇災難時「如何」解釋的面向，而缺乏「Why」的詮釋。

當然，博物館介入災后重建的時機也很重要。介入首先還是從保存記憶的角度（盡管這種記憶往往是痛苦的，但往往也是極具意義的），要做到最大化、最真實的保存，就和介入的時機發(fā)生了關系。

汶川地震，學校也是大家最關注的。

地震災難是博物館策展十分棘手的主題之一，人類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于災難的理解應該存在很大偏差。幾位老師如何理解“災難”？

我參觀霧峰的921地震園區(qū)，感受到的也是科學主義式的教育，保留的學校操場、隆起的塑膠跑道、倒塌的教室、殘墻斷瓦，的確沒有看到人、社會和文化的力量。自然災害/災難，在人文學者眼里和自然科學家里應該是相同，雖然實際是不同。

自然災害給人類帶來的后果，可不可以稱之為“遺產”，是否屬于difficult heritage？核心是不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災害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的“災難學”認為災難并非單純的自然、政治、軍事因素造成，而是存在社會建構的成分。它不僅涉及對基礎設施或環(huán)境造成的損害，也關系到個體與社會的關系。

臺灣并未將921災區(qū)視為遺產。

汶川地震的時候，單霽翔是國家文物局局長，在我參加的第一次專家會議中，單局長就指出汶川地震中的災難現(xiàn)場，如北川中學，是具有世界遺產意義的。要做好記錄和收集整理工作。當時正處在救災的當口，這樣講話是極其容易被媒體批判的。實際上，我是認同他的意見的。

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就撰文提出應該建設地震博物館（登在《中國文物報》518那期上），后來馮驥才先生也發(fā)表了同樣的觀點。其中行動最快的是樊建川的地震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同行也以文物采集的視角很快介入。

這個過程中，自然科學家注重科普以應對未來，人文學者關注人文關懷和歷史記憶。其實，到建博物館這個層面就應該具有綜合情懷，由記憶到精神重建、物質重建，科學地處理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

921之后，我著力較多的是組成20人的團隊進入受創(chuàng)最嚴重的東勢客家聚落，進行文物搶救，開始后災難的博物館（蒐藏、展示、教育、社會關聯(lián)）技術行動，為期一年半。

汶川地震之后，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之下迅速對館藏文物進行統(tǒng)計和摸底。幸運的是，茂縣博物館的文物已經轉移到金沙博物館。此外，綿陽博物館的中心庫房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歸根結底，是防止悲劇重演。

我參與了茂縣博物館災害評估，茂縣博物館是地震核心地區(qū)唯一的博物館，所在的州沒有博物館。北川只有文保所，等級文物都在綿陽的中心庫房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今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在北川有一個羌語語料庫，即語言博物館，損失嚴重。綿陽還是有點遠，博物館沒有太大損失。四川的這些災害遺址也都沒有被列為文化遺產單位和地點。

因地震而形成的遺跡、遺產，和地震中的遺產、文物（比如博物館館藏），是兩個概念。也是博物館介入災后重建的兩個不同方面吧。前者是新建紀念性博物館的寶貴資源。

曹總的區(qū)分是正確的。

同意。

這樣看來地震和博物館的關系首先體現(xiàn)在災難-文物保護的關系上。

曹總，關于目的，有個問題想向您請教。由于目前地震預報技術還不成熟，人類社會還無法實現(xiàn)對地震災害的預防和控制，那么“防止悲劇重演”的落腳點是否應基于“相對成熟的應對地震”。比較日本，由于地震頻發(fā)當?shù)孛癖妼τ诘卣鸬膽B(tài)度可能同我國有所不同，這種文化差異是否對我們看待地震遺產有所啟示？@曹兵武

地震只是災難之一種，不少災難是可以通過記憶和認知而加以預防的。無論如何，災難記憶有助于完善文化和社會，這也適用于地震之類的災難。@王超

收到，謝謝曹總解惑。

北川地震遺址的整體保護讓人十分震撼，每次參觀遺址都會體驗生與死，這也正是地震遺址啟示意義的所在。

我想這可能說明了經驗性知識對于當代社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超兄，不同文化如何詮釋與反應災難的沖擊的確是要點。

王老師，臺灣沒有把921災區(qū)視為遺產，是不是也說明了臺灣社會對震災的認知，其實和大陸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和地震頻度有關？@王嵩山

可能是與臺灣的遺產定義相關。

至于詮釋與表達，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記住-準確地記住-力求真實性和代表性（完整性恐怕很難），這些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其中的科學、人道要素，以及展示的藝術形式等問題，這可能就是所謂的真善美在博物館中的內在關系吧。

四川地震時大陸文物博物館界似乎對于遺址的整體保護有某種共識。這可能是到了2008年的時候，文化遺產的理論、實踐已經比較深入人心，特別是對世界遺產申報工作中的兩個價值指標：突出的普遍的價值和唯一性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另外，提出把地震遺址看作遺產的，主要也不是“災區(qū)”的人。記得當時兩位從茂縣來的館長已經是處于機械運動的狀態(tài)，就是多干活，不要休息，不要思考。這樣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半年的時間。

在巨大災難這種特別的時刻，最能考驗一個社會，也最能提升之。汶川大地震之中和之后，文博界的認識與實踐確實有很大的提升。包括這個行業(yè)如何參與，以及潘老師提到的中心庫房制度，博物館本身的防震減災等都更受重視。

前面曹總的文章，具有引領作用。高大倫也是實踐者，還因此獲得了年度文化遺產人物。

東勢匠寮巷的博物館技術介入工作，激起了什么是客家文化、客家文物、客家的集體記憶的論辯。直到今日。

茂縣博物館是張瑾主持設計的，為了抗震，所以建筑空間非常狹窄，很難使用。北川為了突出羌族文化要素，做了過分的裝飾。新的北川縣城中的新建筑幾乎千篇一律。所以，博物館參與的文化重建，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問題。

就目前我走過的幾個地震遺址博物館來看，詮釋者面向的不是災區(qū)民眾，更多的是非親歷者。曾經很想了解當?shù)孛癖娙绾慰创卣疬z址博物館，卻很難開口，生怕造成“二次創(chuàng)傷”。很想向各位老師請教，博物館除了建立文物保護應對災難的有效機制外，如何能夠有效介入災后重建？

北川民俗博物館是崔凱的團隊主持設計的，我和韋榮慧主持陳列大綱。

其實這些地震遺址博物館應該考慮區(qū)別對待地震的insider和outsider？@杜輝

北川在文化重建上大打羌族牌，宣傳是唯一的羌族自治縣。其實，汶川、理縣、茂縣才是羌族的核心區(qū)。只是他們與藏族合稱為藏族羌族民族自治州，一般大眾媒體也不知道具體的層次，跟著后面宣傳。博物館介入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在知識正確上是需要的。

我曾經在清明時去北川地震遺址調查，看到不少人為親人燒紙錢。有位北川的同事說他們平時不會去遺址，每次路過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insider很難走出來。

那么現(xiàn)在的地震遺址博物館其實是一個對outsider詮釋的場所，對insider應該怎么辦，似乎還是缺失的。

災區(qū)重建面向頗廣。我們能做的大致偏向文化保存、集體記憶建構與通過文化協(xié)助走向未來。

記得六枝原則提到，“村民是其文化的擁有者,有權認同與解釋其文化”，如果我們把生態(tài)博物館語境下的村民視為insider，則地震遺產和insider的關系，似乎更復雜。

二次創(chuàng)傷確實是個大命題。比inside和outside更重要的，應是展示中正確處理遺產的真實性、代表性與人道主義等關系，它們會有沖突，需要在展示中用藝術手段加以協(xié)調，但不能犧牲真實性和代表性。博物館是百年大計，并非一代人的遺產。展示也是可以與時俱進的，展示和保存也并非等同。

我們也參與了蘿卜寨的重建，是和清華大學輕體建筑的團隊合作。我的碩士生何坤整整在現(xiàn)場待了44天，發(fā)現(xiàn)災區(qū)人的心理障礙是普遍性的。

這里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也正是棘手之處。一方面博物館要保存難以回首的災難記憶，另一方面介入災區(qū)文化重建，這些災難記憶是很大的阻礙。我了解到在映秀、北川災后重建中博物館的介入十分有限，更多的是社工在從事相關工作。

所以叫“棘手遺產”。

文化如何界定災難與詮釋應該是要把握住的。

災害是突然的、巨大的，心理是難以承受的?；钪娜藢τ谖磥硎请y以把握的，普遍有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心態(tài)。博物館、文化遺產可以撫平人們的心理嗎？能夠安撫人們的心緒嗎？類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當?shù)氐木用袷遣还膭钭约旱募胰撕秃⒆尤ツ抢飬⒂^的，“看了之后，幾天吃不下飯”。如何處理災難遺址或遺產，我反而覺得臺灣的科學主義是一種比較好的做法。

臺灣漢人與原住民族就有很大的差異。

我有一個小想法不知對不對，對于地震的闡釋，其實是存在一個為災區(qū)人所構建的、和親身經歷有關的“地方性闡釋”（請恕我套用吉爾茲的定義因為我想不出更好的詞匯），還存在一個博物館力圖構建的“普世性闡釋”，而這兩種闡釋之間是存在倫理或者社會矛盾的。

請教老師們，目前哪些災難會成為博物館介入的對象？國家、社會與不同群體也會選擇不同的表述去建構記憶和面對創(chuàng)傷吧？

遺憾的是，我沒有對這些項目進行回訪，真的需要再回去。

的確，我們研究太少。

超所說的的確如此。災區(qū)人其實是希望遺忘（或者大多數(shù)人如此？）

我曾經和映秀震中地震遺址紀念館外賣紀念品的一位阿姨聊天，試探性的和她聊起當時地震的問題，這位阿姨和我說了當時的一些情況，似乎她放下了一些。但是還有很多人沒辦法放得下，而且不少人也離開了當?shù)亍?/p>

最能與民族國家相聯(lián)系的，一定是優(yōu)先選擇的吧?？茖W主義也是優(yōu)先選項。@吳潔

所以災難性遺產又叫“黑色遺產”、“棘手遺產”，但是時間會改變人們對它們的觀感。比如4000多年前的喇家遺址和龐貝，現(xiàn)在看到的第一感覺可能更多是感動。

曾經在《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中提及，將博物館視為提供包容性公共空間的公共領域，公共博物館的目標是與更廣泛的觀眾、更深刻的社會關懷進行對話。我想這可能也是地震遺址博物館的最大意義，能夠實現(xiàn)對不同觀念的包容甚至推動對話。@王嵩山

北川的問題，可能是北川中學里掩埋的都還是孩子！這是任何社會都難以接受的：中小學生成為災難的最大受害者。這個結，短時間也是無法進一步討論的。所以，艾未未的小書包展覽被認為是政治波普，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在公共領域里討論也不被允許。

就像麥夏蘭教授說的棘手的遺產帶來不安定的歷史，是擾亂人群的自我形象，甚至可能會帶來社會差異和沖突。這就為博物館對此類記憶的收藏和展示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那么經常發(fā)生地震的日本等國家是如何處理的呢？

兩本書有些民族志案例:01.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02. Disasters and Cultural Stereotypes。后者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已翻譯出版。

王老師提供了好材料！

《災害與文化定式：中外人類學者的視角》。

如果從現(xiàn)實意義的角度，博物館究竟能夠為災后重建做什么呢？

人大的一位博士在汶川做了一個宗教介入，也就是佛教介入社區(qū)的例子。他發(fā)現(xiàn)宗教對于創(chuàng)傷撫慰的效果比政府等其他形式更有效。佛教可以成為災民“自我麻醉”的藥物，就是把不屬于自己承擔的部分扔掉。

個人認為博物館除了向outsider傳遞災難知識，也不應當回避實現(xiàn)面向insider的社會責任。

同意杜輝的觀點。

博物館的理想性表征，便是幾近于唐吉訶德式的捍衛(wèi)事物之不可避免的毀損、消失。躲過自然與人為的破壞與災害，是文物與標本進入博物館的關卡之一。許多博物館是浴火重生的結果，特別是歐洲一些由著名的史跡與歷史建筑轉型而來的博物館。博物館及其館內收藏的社會地位，來自于堡壘般的環(huán)境及專業(yè)人力的優(yōu)良素質。博物館的確可以稱為文物、標本與文化資產的存活基地。各式各樣博物館的重要工作，便是刻意的維護備受摧殘威脅的文物、標本與文化資產；而大小不一的、持續(xù)與突發(fā)的損壞和災害，正可以測量博物館的存在強度。

有關博物館的存在強度之丈量，不但顯示在科學與文化的互補層面，也顯示在博物館硬件及其軟件的互補結構。前者涉及博物館對于對象與標本的知識與價值之領域，后者則涵蓋博物館實踐之物體的管理與組織運作的面向。博物館實踐是一個社會文化事實，牽涉人文化成與解釋自然，涵攝在特殊的價值與意義之網(wǎng)。因此，面對災害的處置便不止是純粹科學的、偏重解釋的事務。

贊同。我說說北川的例子吧。陳列大綱是我和韋榮慧老師負責的，楊明剛負責撰寫。

我想潘師在構思陳列大綱時遇到了不少困境和阻礙吧？@潘守永

問到寫作大綱的障礙？其實蠻多的。第一個就是你不能問對方，項目周期、資金等等一般項目都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對方也不知道。討論的結果，我們看著辦。第二，你沒有辦法與對方討論他們的需求是什么？因為他的確也不知道，至少當時是不知道的，我們自己嘗試著先定一個調子，再和他們討論。第三，展覽大綱的具體內容、結構框架和主題，也都是我們自己覺得他們需要什么?？傮w上對方幾乎提不出要求和需求，特別是在最初的階段。面對這個情況，其實我和韋榮慧的壓力是很大的。我們在請示國家文物局、省文物局之后，決定與茂縣博物館注重歷史、考古或紅軍加以區(qū)別，同時也容易實施，就定了民俗主題。 @杜輝

物件之（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人為的）毀損形式、災害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涵蓋科學的參考架構，也涉及社會文化的特殊范疇，我們應有持續(xù)的、累積的，以及實證的基礎研究。特別是，我們應該建構一種因地制宜的「災害博物館學」（the museology of disasters）?！笧暮Σ┪镳^學」至少可以包含科學的、考古學的和 / 或歷史學的、政治生態(tài)的、社會文化的和 / 或行為的、與應用的和 / 或實踐的等幾種不同途徑。其中，人類學的研究指出，有關災害之社會文化的與行為的研究，可以著重博物館災害行為與其反應，博物館社群（museum communities）對于風險（risk）與災害的「文化詮釋」，以及「后災害」之博物館實踐的變遷等三個不同面向。

災害直探博物館社群建構博物館表象（appearance）的方式，更讓我們思索博物館實體（museum reality）的性質。因此，不論災害是以遲緩之姿出現(xiàn)、或暴然地突發(fā)而至，其應變（觀念與措施）不但涉及實作的層面，更重要的是應以某一個前述探討重點，深入的書寫與論述不同時空之博物館的存在哲學。

1999年的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直接促使臺灣的博物館警覺合理地處理災害及其影響的重要性，探討對象個別照護與對象管理體系的「災害博物館學」。不過，面對這方面的功課，我們其實才剛起步。

災害博物館學的成立，意味著面對災難性遺產的收藏、保存、展示和對話更具復雜性與挑戰(zhàn)性。

博物館在災害面前應該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從這些意義上說，汶川地震之后的相應行動也促成了大陸地區(qū)的地震博物館學。

博物館是詩意與政治、理性與感性的統(tǒng)一體，參觀者被帶入到互為主體性的體驗之中，從而喚起共情與同理心。

首先，假如沒有文化遺產、博物館界的參與，北川、映秀的這些地震遺址是不可能保留的，或者不會采用今天這樣的保留方式。只是滿足地震研究的需求，其實幾個地點就可以了，不必采用整體保存的方式。其次，地震現(xiàn)場的整體保護、地震教育與知識傳播，地震的文化詮釋，紀念與撫慰等結合起來，內在需求與外在需求結合起來，對于歷史保存與如何面向未來結合起來，是災害博物館學的使命。大陸地區(qū)還沒有從學科的角度來認識這個做法。

有意思 !

或許在這次討論的基礎上能夠生發(fā)出學科角度的“災害博物館學”討論和推進。

臺灣也無從學科的角度來認識 ! 日本倒是有的 !

實踐先行，我們現(xiàn)在所做就是反思和理論化的探索。文博領域常常如此。

日本既有地震博物館，還有地震紀念公園，也有防災中心，有分工，成體系。

其次，地震災區(qū)成為世界“輿論中心”之后，當?shù)卣⑸鐣?、民眾對自我認知ethnicity、identity有許多新現(xiàn)象。如前述北川強調唯一羌族自治縣，甘肅南部的震區(qū)也強調是民族地方。茂縣博物館自我定位為羌族唯一博物館，蘿卜寨、羌族碉樓的新解讀并啟動申報世界遺產活動等等，都是文化遺產領域的現(xiàn)象。非遺部分也大致如此。城鎮(zhèn)在重建時，新建筑要具有“羌族傳統(tǒng)”，制造了今天看到的“羌族新建筑文化”。北川過去沒有博物館，這次也首先把博物館建設納入重建方案。

最后是博物館、文化館、檔案館，三館都得到了提升。此外，北川還在廣場上建設了一個規(guī)劃館。茂縣博物館的重建，也非常值得分析。我和張瑾是茂縣博物館災害評估和重建方案的執(zhí)筆人。這個項目由縣里、省里直接交給國家文物局來主持，在平時的狀況下是不可能的。單霽翔親自到茂縣的現(xiàn)場考察，在選址的時候，縣委書記把茂縣最好的一塊土地給了博物館——去風景區(qū)的必經之地。

在外出差，剛爬了幾百層樓，待喘息下。只是關于“地震博物館學”或“災難博物館學”的建議，愚以為還是要慎重。如果以博物館主題作為博物館學的分支學科，博物館學可能會失焦，只關注某一人類行為事實，且因各領域的特點而相互爭論。所以，地震博物館就是以地震相關現(xiàn)象、行為為對象的博物館，而不是～博物館學的研究對象。陋見，供參考。

潘師提到的博物館以另外一種形式介入重建，并發(fā)揮作用，這一形式更加容易觀察和調查。比起地震遺址博物館，我能夠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看到對民族和文化認同重塑和建構的積極作用。是否可以理解為前者更多面向的是我們說的outsider；后者更多面向的是insider。

回歸到博物館的人類學視角了。

再次，我們田野發(fā)現(xiàn)的當?shù)厝藘蓮埫婵椎默F(xiàn)象，作為政府人員的“理性”以及作為“災民”的“感性”，有時候是分離的。在北川中學的現(xiàn)場，他從來都是一個“災民”，受到感情驅動；在辦公室或者外地，他是理性的政府職員，要找項目，為民請命等等。我們參與的北川博物館其實是政府“理性”部分的呈現(xiàn)。

這大概也是地震主題博物館的另一矛盾之處了。

災害博物館學、地震博物館與其說是大陸意義的學科，不如說是一個領域。這樣說，宋老師可以接受嗎？

或者說是通過歷史、民俗文化來面向未來？@杜輝

這種對比在北川體現(xiàn)的尤為明顯，我把這里看成?？滤f的“異托邦”。

北川民俗博物館的設計是崔凱完成的，北川博物館是加分項。資金來自澳門慈善總會。由于嚴格執(zhí)行資金規(guī)劃，側樓2千平米被刪除了?，F(xiàn)在看到的展覽融合了北大、清華清尚的設計。其實，北川的新縣城與北川是沒有什么地理、歷史的聯(lián)系的，是一個新的地點。災害現(xiàn)場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博物館里把民俗帶過來，在理論應該是合理的。我以為。

的確，兩個城距離大概13公里，全新的和充滿了希望的城。

我應該去學習 !

潘師提到的“兩張面孔”很啟發(fā)，這點是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在討論博物館與災后重建的過程中，應該是雙向來看。

但是里面的物件都是”新”收集的，因為北川縣城里的文保所已經埋在廢墟之下了。

博物館實際上成了新縣城與舊縣城的文化紐帶。

我從參觀老城地震遺址到新城的身體體驗就是從“死亡”到“重生”，從災難的悲痛和哀悼回到現(xiàn)實。從空間的位移到對生死和災難的感知，這大概就是地震遺址存在的意義所在。

喜歡超的這個說法！映秀本來沒有遺址博物館之類的規(guī)劃。但，映秀也是成都去黃龍的必經之地，又是地震的“震中”，剛好有一個學校，屬于公共性建筑。救災中映秀出鏡率極高。具體的過程我不清楚。

512地震也叫汶川大地震，映秀有這樣一個公共性紀念博物館，也是“很公平的”（這個說法并不好）也許，我們現(xiàn)在（9年前）做的，我需要再過一些時間，才能有進一步的省思。就像前面曹總講的今天去參觀龐貝，你感受到的是震撼以及考古學的重要（了不起）。

就像幾位老師說的，需要重新回訪，做追蹤式的調查。

是的，需要批判和反思。

贊同。

有事離開會，又多了多重樓梯。今天忘了叫上侯春燕，她編博物館雜志遺產日主題這一期。

作為博物館，還是要從積極的角度看未來發(fā)展，即便是面對災難主題，也是希望能夠幫助人們宣泄負面情緒，回到現(xiàn)實時有積極的心態(tài)?！懊魈?，太陽還要照常升起”。

贊同。博物館培養(yǎng)積極的人生！失戀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戀愛

換言之，災難博物館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更好面對明天。

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目的也是為了和平。

不同的災難、不同的記憶與歷史、不同的社群/族群、不同的博物館實踐、不同的美好的未來。

作為博物館，不是災變受難者的吊唁地，也不是救災者的公德榜。

不是功德榜，我同意！吊唁地還是可以有的。

感謝各位分享觀點和實踐經驗，對當我國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進行反思。下一期的對話主題依然圍繞“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展開，再次感謝各位做客博人茶座！

本文由公眾號“博人”授權轉載

原標題《茶座|災后重建與博物館的社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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