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帶礪：十九路軍最后的歸宿，在這座墓園里

前言：1931年九 ? 一八事變激起了全民族愛國抗日熱情。隨后，在一 ? 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中國陸軍第十九路軍、第五軍數(shù)千將士壯烈殉國，陷于國力不彰，交通不便。國民政府無法將陣亡將士遺骸遺骨妥善統(tǒng)一安葬，只能大部分就地掩埋。如此英魂無處安身，一則有傷士氣，二則亦傷民心。為鼓舞未來抗日戰(zhàn)爭中的軍心士氣，十九路軍總指揮部便在各部陣亡同袍中，以抽簽形式將其忠骸選運回廣州，葬于之前本軍所屬“十一軍公墓”，當是歸鄉(xiāng)。其前后淵源始末及影像由本文備述。

剛落成十九路軍墓園

1930年，十九路軍征戰(zhàn)中原，對陣馮、閻、桂張，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但也使自身損兵折將，勇將“猛張飛”張世德旅長（張炎胞兄）、蔣光鼐胞弟蔣光魯團長先后折戟沉沙。

此時已當上廣東省政府主席的陳銘樞，回想“自第四團成立至今日，南北萬里，轉(zhuǎn)戰(zhàn)十年，”同大小新舊軍閥血戰(zhàn)無數(shù)，眼見“死者骨枯，生者力瘁”，與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袍澤聊得“捉腕凄愴傷懷”。蔣、蔡、戴建議陳銘樞開辟一地做公墓，“為本軍同人歿而永寧之所”。

當時名堂叫“十一軍公墓”，而非后來的“十九路軍墳園”。自粵軍一師四團起，歷經(jīng)四軍十師、十一軍、廣東編遣區(qū)第三師（兼蔡廷鍇獨二旅），再到用中央統(tǒng)一番號的六十、六一師，至1930年為北上討伐馮、閻而臨時將二師編成討逆軍第十九路軍止，數(shù)年間十九路軍番號更替頻仍，尤以編遣時期，編制時縮時擴，部隊自己人都常搞錯，所以不可能拿編遣時所用番號來做公墓名字。

當時雖然已改稱十九路軍，但路軍編制本屬臨時性質(zhì)，中原大戰(zhàn)后蔣、蔡也曾一度請中央取消十九路番號，后至淞滬抗日一戰(zhàn)成名，“十九路軍”名揚天下，才把公墓名改定為十九路軍墳園。彼時陳、蔣、蔡、戴更看重的，其實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這一招牌。

1927年北伐勝利后，鐵四軍戰(zhàn)功卓著，第十師因功擴編，自成體系，喚十一軍。很快，寧漢分裂的政治旋渦把十一軍卷入，陳蔣戴先后離開，留下蔡廷鍇、黃質(zhì)勝（后來的淞滬抗日殘廢軍人教養(yǎng)院院長。此公當時可算十九路軍第二號人物，）、張世德等“苦撐待變”。張發(fā)奎把自己部下調(diào)去十一軍充軍官，蔡廷鍇只能掌握原來老十師。

待到南昌起義，蔡廷鍇尋著機會帶第十師脫身，輾轉(zhuǎn)到福建站穩(wěn)腳跟。隨后電請陳銘樞、蔣光鼐回部主事。劉關(guān)張古城相會，三人同心協(xié)力，把僅剩一師人馬重新拉扯成軍，恢復十一軍建制，此即十一軍歷史真正開始。隨后征討張桂，建設(shè)南路，創(chuàng)辦軍官學校培養(yǎng)人才，內(nèi)部凝聚力、歸屬感、榮譽感逐漸增強。若說十九路軍之名始于淞滬，則十九路軍之實奠基于十一軍時期。

1928年，十一軍在廣州進行重機槍使用訓練。

而提到籌建十一軍公墓，不能不提到三個突出作用的人。一是十九路軍參謀長黃強。十九路參謀長初由大埔郭思演擔任，1931年廣東反蔣拉攏十九路軍，郭感覺不對頭離開，后去陳誠的十八軍里做了師長。此后，十九路軍參謀長職位一直空缺，直至淞滬停戰(zhàn)談判時，陳銘樞把黃莫京將軍空降至十九路軍中，作為中國軍方代表與日本據(jù)理力爭，此為黃強入十九路軍體系之始。不過黃強與十九路其實頗有歷史淵源。1928年陳銘樞任廣東南區(qū)善后公署主任時，任黃強為公署參謀長兼瓊崖實業(yè)公署專員，開發(fā)海南實業(yè)，頗有成績，為陳主任器重。閑時與蔡廷鍇在海南郊外狩獵，打野雀，吃野味。據(jù)黃強憶述，早年他在東山石牌等地打獵時，當?shù)氐刂鞒Ｏ蚱涠凳凼Ｓ嗵锿粒S強以低價購入了許多。1927年后地價上漲，黃強亦獲利許多，但當他聽說陳銘樞及同僚們有意建一公墓，便慨然將白云山之陽、沙河頂一帶私家狩獵場用地以十年前購入原價出售。雖說出售，其實與捐贈何異？可見黃莫京將軍之慷慨與集體觀念之重。

黃參謀長

二是十九路軍駐粵辦事處主任翁桂清。翁主任自十一軍時期便一直穩(wěn)坐駐粵辦事處的位置。不知他與粵方各路人物究竟有何關(guān)系，但他稱為政壇不倒翁、“老油條”卻不會錯。從殘教院籌建歷史，已可見他的活躍影蹤：與粵方政要多次會商籌劃；與商界人物觥籌交錯，希望捐款多多益善?；I備十一軍公墓時，他也是籌委會委員之一，1932年將十一軍公墓改建為十九路軍墳園時，更直接任籌委會委員長，一手抓殘教院建設(shè)，一手抓公墓建設(shè)。自然不難想象，為搞好十九路墳場，翁主任又要應酬幾番。

翁桂清主任

三是南天王陳濟棠，陳將軍是個復雜人物，西南反蔣時，打得一手好太極，把反蔣心切的胡展堂、鄒海濱等黨國元老恨得咬牙切齒，私底下?lián)p他罵他，臺面上卻不得不客氣恭維道：“伯南兄大鑒”。初時讀史，常跟元老和十九路諸公同罵陳濟棠“心胸狹窄”，但很難會想到當初十一軍公墓經(jīng)費大部其實由陳濟棠第八路軍總部埋單，也很難想會明白十九路軍經(jīng)費一直由陳濟棠提供（陳濟棠一面從蔣介石那里搞來剿共經(jīng)費，一面又同中央共同分擔十九路軍軍餉）。

陳銘樞與陳濟棠

1930年陳濟棠時任第八路軍總指揮，與陳銘樞在廣東一主軍、一主政，六十師、六一師屬八路編制下。兩師既在八路名下，則十一軍公墓建設(shè)預算，自然要找陳濟棠拿錢：紀念碑5萬、兩座石亭3萬4千、石級石臺1萬4千、每個墓碑1千7百、石欄8千、地腳5千、運泥雜費2千，合共13萬5千，由第八路總部承擔大頭，原十一軍軍官承擔小頭。

1931年廣東扯旗反蔣，十九路軍本在江西剿共，陳濟棠派人勸蔣光鼐、蔡廷鍇共同反蔣，蔣介石探得情報稱十九路軍不剿共，反往南“異動”了，急得任陳銘樞為剿共右翼軍總司令（早前陳不愿反蔣棄官離開廣東），趕往江西穩(wěn)住十九路，后因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寧粵政爭迅速和解，十九路軍作為粵方中委往南京談判的安全保障調(diào)往淞滬一帶衛(wèi)戍。陳濟棠雖然記恨陳銘樞反蔣態(tài)度反復，但他卻信任十九路軍作為談判代表的安全保障，說明陳跟十九路并非涇渭分明對立。

順帶一提，1930年蔣蔡兩師在衡陽消滅張桂聯(lián)軍后，正是陳伯南發(fā)電請蔣阿拉將蔣蔡自成一路，“裨益發(fā)抒偉略”，遂成十九路軍起點。后人無不稱陳濟棠容不下十九路在廣東礙著他當廣東王，使計將之調(diào)出廣東（此亦“心胸狹窄”之例），陳銘樞亦不屑稱：“兩個自成系統(tǒng)隊伍（即八路與十九路）同在一起，日久必會發(fā)生摩擦，甚至引起權(quán)利之爭”，天高任鳥飛，沒必要把眼界限于廣東一隅。雖說十九路有鴻鵠之志，若無陳濟棠請蔣介石將蔣蔡自組一路，則客觀上仍在八路轄下，難有作為。

事實上，直至我看到陳濟棠為蔣光鼐六十大壽時揮筆獻墨的第一句話“當年革命為民生，患難相扶比弟兄”時，才悟到刻板觀念對歷史研究的束縛，以為既然派系敵對，則“老死不相往來”，或楚河漢界，針鋒相對，乃至有我無你有你無我。當我們以宏觀角度看待集團或派系間的沖突對立時，我們很容易將之人格化并賦予其主要領(lǐng)導者氣質(zhì)、精神或性格，這樣歷史便如京劇，紅臉即關(guān)羽、白臉即曹操，這樣看歷史固然“痛快”，但也更易“失真”。而事實上，十九路與陳濟棠部藕斷絲連，彼此間多人均有不同程度私交，當我們下判斷或做評價時，不應與其集團對立，便認為彼此間動作動機乃只在求幾身利益而算計他人，而應深入雙方間關(guān)系淵源探悉，否則便對矛盾雙方一些行為感到匪夷所思。不信，且看兩例：（一）1932年底，老香（陳濟棠部第二軍長香翰屏）以“三串不爛之舌”幫蔡廷鍇勸蔣光鼐出山主事閩政；（二）1937年陳銘樞回國，余漢謀給他一大筆生活費，兩人長談了兩小時，后陳在日記中感嘆：“溯往勖今，共瀝肝膽，握奇襟度豁如，厚重寡言，失之仁柔寡斷”。大頭魚不僅頭大，肚量亦不小。

陳濟棠為蔣光鼐六十大壽志慶筆墨

話說回來，1931年十九路軍不和廣東一起反蔣，自然被陳濟棠斷軍費，十一軍墓地自然也耽擱起來。寧粵和解，公墓自然繼續(xù)修建。1932年淞滬一役名動天下，十一軍墓遂改十九路軍墳園。1933年底，公墓經(jīng)已建好，欲以翌年一%uB7二八紀念日行開幕禮，誰想當年11月十九路在福建搞閩變，公開倒蔣。1934年1月，閩變失敗，十九路軍瓦解，領(lǐng)導四散，由此十九路軍墳園成為無開幕禮的新建筑。

可憐的銅獅。圖攝于1937年，尾巴早已補好。

失敗之際，蔡廷鍇為保存十九路軍一點種子，把軍權(quán)交予毛維壽。毛與其他將領(lǐng)宣布通電“反正”，服從中央。消息傳到廣州，憤怒的粵人用鐵鉆將墳園紀念碑下一對銅獅尾巴鑿掉，并書上“十九路軍有頭無尾”八字泄憤?；浫讼騺砀挥懈锩裕垡娢髂险?quán)在黨國巨公胡漢民宣傳下把反蔣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卻不為所動，而隔壁十九路軍打起反蔣旗號，心中燃起希望，卻見十九路旋即服從中央，自然氣得有過激舉動。

一九三四年，航拍鳥瞰十九路軍墓園。

墳園前小道，林木郁郁蔥蔥。

1934年，凱旋門?？梢娮钌戏綖榍嗵彀兹?a href='/techan/9886' target=_blank>雕刻。從門內(nèi)遠望可見先烈紀念碑的背部。

1934年，凱旋門內(nèi)則，宋子文題的“碧血丹心”，上部青天白日雕刻，現(xiàn)在也沒了。從門往外看，可見有一小墓，當時沙河頂這一片為殯葬區(qū)，到處是墳墓。

1937年，先烈紀念碑側(cè)邊遠景。

1937年，紀念碑后的走廊，遠處可見白云山。

1937年，紀念碑有林森撰寫碑文一側(cè)。

1930年代，先烈紀念碑正面景象。沒有后來的樹木做背景，似乎更顯干凈整潔。

1934的紀念碑遠景。其實對比上下圖可發(fā)現(xiàn)，早期紀念碑兩側(cè)是有一座塔形建筑，不知為何后面就沒有了。

1934年，此時可見將士墓只有最前一排是石碑石墓，后面皆木牌土墳。

此為楊錫宗當時設(shè)計的先烈紀念碑前十九路軍士兵形象模型，士兵銅像毀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直至八十年代重修陵園時再鑄造一士兵銅像，只是形象大相徑庭。今天的形象更具理想化中的軍人，體格壯碩，面容飽滿，英姿挺立，遠眺未來，而當時形象寫實風格，反映當時粵軍的瘦小精干，目光平視，姿態(tài)放松，像在稍息，更顯自然。

1934年，先烈紀念碑下的士兵銅像。

《攝影畫報》雜志封面，將先烈紀念碑拍得十分肅穆莊嚴。

閩變后，陳蔣蔡等十九路軍領(lǐng)導被通緝，只能避居香港，自然無法去陵園祭掃。然而，十九路軍抗日壯舉并未被粵人忘記，官方在墳園主持了不少紀念活動，不僅“一%uB7二八”，且諸如“九一八”國恥日、“七%uB7九”革命紀念日（紀念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都有政府官員、各界民眾組織參與舉行活動。

1934年“九%uB7一八”國恥紀念日，廣東軍政界舉行安葬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遺骨儀式，同時舉行公祭，此為首次公祭。

1937年7月9日，“七%uB7九”革命紀念日，粵軍政界在陵園公祭。

1938年5月15日，學聯(lián)兩代表在十九路軍墳園紀念碑前敬獻花圈。

1938年夏，受中國學聯(lián)邀請，世界學聯(lián)（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lián)合會）派代表赴華考察，收集日軍暴行和中國抗戰(zhàn)資料，以便在第二屆世界青年大會上宣傳。5月15日，自歐洲先行到達香港的兩位代表詹姆斯%uB7柯樂滿（世界學聯(lián)秘書長）和白乃德%uB7傅路德利用等待自北美來華代表的時間，先行前往廣州考察，受到盛大歡迎。同日，代表們前往陵園致敬十九路軍。

僅在數(shù)月后，廣州戰(zhàn)役打響。10月11日，日機空襲廣州，十九路墳園被炸毀。至10月底，日軍完全控制廣州，戰(zhàn)役結(jié)束。從此廣州淪陷敵手，十九路墳園的財物被日寇洗劫一空。

抗戰(zhàn)勝利后，蔣光鼐率居省的十九路舊袍澤十數(shù)人前往陵園掃墓時，眼見大多數(shù)墓碑、及銅獅、士兵銅像等一概被盜，石碑上“抗日”字樣亦遭破壞，痛心不已。隨后，蔣光鼐與舊日袍澤商議重修墳園，并與蔣嚴搏、葉少泉、蘇鳴一等成立修建委員會負責重修事宜。

1947年1月28日，蔣光鼐、蔡廷鍇等致祭。

1947年1月28日，時值“一%uB7二八”淞滬抗戰(zhàn)十五周年，蔣光鼐、蔡廷鍇率在穗原十九路軍舊部六十余人，來到重修后的墳園舉行公祭。

1947年1月28日公祭后，十九路舊部合影。

據(jù)報道，當日到者，有蔣光鼐、蔡廷鍇、譚啟秀、歐陽駒、黃海如、黃和春、何任民、鄭星槎等六十余人。一眼可認出的便是自右四開始的蔡廷鍇、蔣光鼐、鄧世增、譚啟秀，還有右二的麥英俊。其實在蔣光鼐、鄧世增之間的是鄭星槎（曾任七十八師特務營營長），他這個抿嘴最具標志性。右三戎裝者，猜想是華振中。初看照片，此人身著戎裝，又站在蔡廷鍇一旁，極易引起注意，但無文字史料佐證，不敢判斷，今據(jù)時報記載華振中有參加，便很快鎖定他。華其時任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副參謀長，屬現(xiàn)役軍人，理應著軍服，按他在十九路軍歷史（曾任十一軍教導隊主任，后來很多的教導隊學員都任職十九路中下級軍官，見到他都要尊他一聲“老師”），也理應站第一排，同時臉型身形亦相像，所以應該是華振中。至于時任廣州市長歐陽駒，應該是代表市府參加（當然，他與十九路多人也有深厚私誼），若合照按級別也應站C位附近，但相中無發(fā)現(xiàn)，故猜想這一幀影像當為十九路舊部們的合影。

1947年十九路軍舊人短暫相聚于先烈紀念碑下，或許已是十九路同仁最后一次及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相聚，此后政海浮沉，各分西東，便再無這般景象%uB7%uB7%uB7%uB7%uB7%uB7回想那年，十九路軍飲馬淞滬，舍生殉國，無數(shù)烈士壯烈殉國，站在抗日亭中瞭望白云山下忠烈安魂之所，能不感慨乎！時人有詩贊曰：

以身易國顯精忠，

遺下今生天地功。

歲歲今朝享拜奠，

偷生何若死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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