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地理方面的著述當屬源自《九丘》的《山海經(jīng)》，前文已經(jīng)敘述它本是四部書，是在源于大禹的《五藏山經(jīng)》基礎(chǔ)上經(jīng)過夏代增加了《海外四經(jīng)》，商代增加了《大荒四經(jīng)》，周代增加了《海內(nèi)五經(jīng)》【1】并最終被西漢劉向父子重新整理之后而得名。不僅如此，這四部書各自應(yīng)該也不是一次成書，而是經(jīng)過后代不斷增補，到戰(zhàn)國至秦左右最終定型（元人吾丘衍在其《閑居錄》中說過：《山海經(jīng)》"中間凡有政字皆避去，則知秦時方士所集無疑"）。由今本山經(jīng)可知其書是為“國用”，也就是說是一本行政工具書，而且當時這幾部書是配有《山海圖》的（今有孫曉琴等曾根據(jù)前人考證的結(jié)果將其復原，與譚其驤先生考證的結(jié)果大致相同【2】）。可知其成書應(yīng)該是在最初的地理調(diào)查基礎(chǔ)上經(jīng)過歷代不斷修訂，不斷增補【3】，把各地采風之所見所聞全部記錄以備當政者使用的一部參考書，所以顧頡剛先生說這是層累的歷史。所以發(fā)掘整理該書的西漢劉秀所說當為信言（劉秀《上山海經(jīng)表》云：“《山海經(jīng)》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qū)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nèi)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jīng)》，皆圣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保?/p>

據(jù)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先生考證，《五藏山經(jīng)》的地理范圍大致為：東至于東海黃海（北起萊州灣，經(jīng)成山角，到達今蘇皖二省北境）；北至蒙古高原南部和東胡部分地區(qū)（西起今內(nèi)蒙寧夏騰格里沙漠賀蘭山，經(jīng)內(nèi)蒙陰山以北東抵河北太行山東麓至滹沱河一線；內(nèi)蒙、河北東北部不在內(nèi)，東北遼、吉、黑三省全部不在內(nèi)）；南過南嶺到南海（東起今浙江舟山群島，經(jīng)浙閩贛粵湘五省，南抵廣東南海；西南滇、黔、桂三省全部不在內(nèi)，東南臺灣不在內(nèi)，也不包括廣東西南部高、雷一帶和海南島）；西則包有青海湖一帶以及整個河西走廊，直到甘新接壤地帶或新疆東南的柯爾金山（南起四川岷山劍閣一帶，經(jīng)四川盆地的西北邊緣和陜甘秦嶺山脈，向北包括鳥鼠山、青海湖一線，西北可能到達新疆東南角的阿爾金山，北至寧夏鹽池西北、陜西榆林東北一線；新疆極大部分不在內(nèi)，西藏全部、青海大部分不在內(nèi)，川、粵西部也不在內(nèi)）【4】。

與《山海經(jīng)》成書時間相當?shù)氖菓?zhàn)國時代的《禹貢》，收錄在《尚書》之中，傳說也是大禹所做。《禹貢》以自然地理實體（山脈、河流等）為標志，將全國劃分為9個區(qū)（即“九州”），并對每區(qū)（州）的疆域、山脈、河流、植被、土壤、物產(chǎn)、貢賦、少數(shù)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現(xiàn)象，作了簡要的描述。全書分5部分：①九州。敘述上古時期洪水橫流，不辨區(qū)域，大禹治水以后則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況。②導山。分九州山脈為四列，敘述主要山脈的名稱，分布特點及治理情形，并說明導山的目的是為了治水。③導水。敘述 9條主要河流和水系的名稱、源流、分布特征，以及疏導的情形。④水功。總括九州水土經(jīng)過治理以后，河川皆與四海相通，再無壅塞潰決之患。⑤五服。敘述在國力所及范圍，以京都為中心，由近及遠，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要始終牢記一點，上古之書多為政治服務(wù)，所以很多傳世之書其實在當時是重要的政治工具。因為《禹貢》是一部政治地理著作，這樣就可以推想它和很多其它的古書一樣并不是一個作者一次性完成，《尚書》如此，《山海經(jīng)》如此，《禹貢》也當如此。

后漢王景受命治河，朝廷“賜景《山海經(jīng)》、《河渠書》、《禹貢圖》”，說明至少在東漢時候，《山海經(jīng)》《禹貢》都是官方正式的地理工具資料。據(jù)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先生考證，《五藏山經(jīng)》其描述的地域比《禹貢》要大【4】，據(jù)西漢劉秀所言《山海經(jīng)》是大禹用來“任土作貢”的依據(jù)，而《五藏山經(jīng)》是實際考察結(jié)果【5】，可以推想《禹貢》的成書要早于《五藏山經(jīng)》，也許就是其考察的原始資料整理。在《周禮-夏官司馬-職方》也有與《禹貢》類似的九州分野記載，應(yīng)當和《五藏山經(jīng)》出自同一個系統(tǒng)。

上述提到的《河渠書》出自《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第七》，作者司馬遷?！逗忧肥侵袊谝徊克?a href='/litong/' target=_blank>利通史，記述從大禹治水開始，延續(xù)到漢元封二年黃河瓠子堵口，及其以后各地區(qū)倡興水利，開渠引灌等史實。它是系統(tǒng)介紹古代中國水利及其對國計民生影響的權(quán)威性記錄，也是以后歷代史書撰述河渠水利專篇的典范。

論及水利專著，最著名的當屬北朝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端?jīng)注》因注《水經(jīng)》而得名，《水經(jīng)》一書約一萬余字，《唐六典·注》說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經(jīng)注》看似為《水經(jīng)》之注，實則以《水經(jīng)》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guān)的歷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是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tǒng)的綜合性地理著作。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文筆絢爛，語言清麗，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由于書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獻中很多在后世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許多資料。

《水經(jīng)注》的總綱《水經(jīng)》是漢末作品。漢朝滅秦朝后，也很重視水利工程建設(shè)，并投入很大力量治理黃河。出現(xiàn)了漢末《水經(jīng)》這樣的水文地理著作。漢末《水經(jīng)》是一部爭議較多的作品，它的寫作年代和作者，至今仍無定論。由于酈道元注《水經(jīng)》時，沒有注明《水經(jīng)》的作者，至使后來的疑難增多。漢末《水經(jīng)》，按《唐六典注》的說法是共記水道“百三十七”，每條水道各成一篇，并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60條。描述時，以水道為綱，記述每條水道的發(fā)源地、流向、流經(jīng)地區(qū)、歸宿、主支流的分布關(guān)系等，從而較完整地反映了全國各地的河流水系概貌。原書已失，幸賴酈道元為它作注而存于《水經(jīng)注》中，流傳至今。但只有123篇，比《唐六典注》講的少14篇。所記水道，繁簡不等，并有一些錯誤。酈道元作注時，曾糾正60余處。

早在秦朝已積累了較豐富的水文地理知識，具體體現(xiàn)就是秦代有了一部水文地理著作，秦代的《水經(jīng)》。秦代《水經(jīng)》，這是后人給取的名字。它附在《山海經(jīng)·海內(nèi)東經(jīng)》末，全文近500字，描述26條水道的發(fā)源地、流向和歸宿。敘述的基本地理事實與《漢志》及漢代《水經(jīng)》沒有矛盾。所記水道分布范圍，大體與秦帝國疆域相一致。它所包含的某些水道，如涇水、溫水、白水、（不是漢代《水經(jīng)》中的溫水和白水），甚至連漢代《水經(jīng)》都未著錄。秦代《水經(jīng)》中記載了26條水道，比起只記述了9條主要河流的《禹貢》篇來，有了很大的進步【6】。

漢末《水經(jīng)》與秦代《水經(jīng)》比較，又有了進步。以水道數(shù)目論，為秦代《水經(jīng)》的5倍多，以字數(shù)論，約為秦代《水經(jīng)》的20倍。《水經(jīng)》所引河流137條，共7000余字，而《水經(jīng)注》所引河流多達5000條以上，達30.3萬余字，共40卷?！端?jīng)》所述水道源流，相對簡略，而酈注則逐一記述河流源頭、流經(jīng)地區(qū)、流域地形、水文、氣候、土壤、礦藏、農(nóng)業(yè)、水利、地理沿革、歷史故事、碑刻題記等，旁征博引，詳加考證，引用書籍多達437種。秦代《水經(jīng)》、漢末《水經(jīng)》和《水經(jīng)注》為我國的古代的水文地理學留下了豐富的考證資源。

而從源流來看，《禹貢》、《山海經(jīng)》、《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秦代《水經(jīng)》、《河渠書》、漢末《水經(jīng)》和《水經(jīng)注》是一個體系，都起源于大禹治水的《九丘》，當為《九丘》具體而微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 王紅旗《三墳五典幾人知——中國最古老的圖書探源》-《文史雜志》2002第3期

2 王紅旗《經(jīng)典圖讀山海經(jīng)》，上海辭書出版社

3 王平《從<山海經(jīng)>序跋看其成書與性質(zhì)》-《蒲松齡研究》，2013年03期

4 譚其驤《論<五藏山經(jīng)>的地域范圍》-見:李國豪《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張步天《<山海經(jīng)>地圖的性質(zhì)與內(nèi)涵》-《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6年3月

6 周振鶴《被忽視了的秦代<水經(jīng)>》-《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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