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五代·李煜《相見歡》

小注：“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又作“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01

國家不幸詩家幸

李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南唐后主，后世人們愛稱呼他為：李后主。

李煜字重光，因為他的眼睛比較特別，是“重瞳子”，即一個眼睛里有兩個瞳孔，這在現(xiàn)代看來，自然是一種眼病，但當時人們覺得，重瞳子，是天降貴人，了不得，據(jù)說大舜、項羽都是重瞳子。

公元961年，李煜在金陵繼承了皇位，但是李煜生來不是做皇帝的料，他雖然聰明絕頂，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但是對治國理政，卻一點也沒有興趣，他喜歡的是窮奢極欲的享受，是“手提金縷鞋”的浪漫，以至于南唐后來日漸衰落，而李煜的應對辦法，卻只是一味地向趙匡胤稱臣納貢，麻痹自己。

大宋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宋太祖趙匡胤借故詔李煜北上，李煜知道這一去的兇險，便稱病不去。第二年，宋兵便揮師南下，很快便攻下了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往汴京。

趙匡胤怪李煜不早投降，頗具幽默性地給了他一個“違命侯”的封號，雖是受封，實則被囚禁了起來，毫無自由可言。后來宋太宗即位，借李煜“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詞有誹謗懷思之意，在他生日的當天，賜給毒藥，李煜死后，被葬在了洛陽北邙山。

《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是李煜后期的代表作之一，黃升在《花庵詞選》中曾評價這首詞說：“此詞最凄婉，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李煜前期生活富貴奢侈，被俘虜后卻連人身自由都沒有，這種天壤之別的差距，令李煜悲痛不已，其故國之情、亡國之恨、生活之貧，全都寫在了一首首的詩歌中，這也讓他的詞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

王國維先生曾評價李煜的詞曰：“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相見歡》這首詞，無疑便是其“血書”之一。

02

意象所體現(xiàn)之愁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僅僅18個字，卻包含了中國古典詩詞中極其常見的四種意象：西樓、月、梧桐、清秋。

古詩詞中的“西樓”經(jīng)常和“月”結(jié)伴，李清照在《一剪梅》中有“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之句；王實甫在《西廂記》中也有“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堤”之句。

李煜獨上西樓，看到西沉之月，可見夜已經(jīng)深了，而詞人卻輾轉(zhuǎn)難眠，山河破碎、奢華逝去后，李煜能夠聊以自慰的，便只有憑欄望鄉(xiāng)，天上一彎鉤月，地上一個愁人。

李煜所見之殘月，獨上之西樓，盡顯其凄苦、悲涼、孤獨、哀婉的感情。

更何況，還有“梧桐”和“清秋”。

我國自古便有“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的說法，梧桐，總是能夠和秋天聯(lián)系起來，而在文人墨客筆下，秋天，自宋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之后，悲秋便是詩歌中的主旋律，秋是蕭瑟的、凄婉的、深沉的，更是哀怨的。

溫庭筠有“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的名句；晏殊有“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幾回能寐”；李清照也有“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張炎也有“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

其實寂寞的怎么會是梧桐，不過是李煜自己罷了，王國維早有定論，“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深深庭院，重重壓抑，李煜有一種被“鎖”住的感覺。其實鎖住的，不是深院梧桐，不是寂寞清秋，而是詞人自己的內(nèi)心。他悔不該當初，但又沒有卷土重來的魄力，所以只能這樣懦弱的對月長嘆，抒發(fā)自己的滿腔哀愁。

03

直抒胸臆之愁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是李煜的吶喊，也是李煜的懦弱，他不敢明言，只好用含蓄的語言來寫內(nèi)心的別樣滋味。

剪不斷、理還亂的，是愁緒，愁緒如絲，“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千絲萬縷的離愁，縈繞在李煜的心頭，這是“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的悔恨，更是對“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生活的追憶，還有“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傷感，以及“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的無奈。

李煜總是能夠抓住人性中最敏感的情懷，將其上升為普通人都存在的人生體驗，所以千載之下，我們讀這幾句詞，便有“心靈感應”，產(chǎn)生共鳴感。

但是，李煜的愁，非止離愁，他還有無限滋味，這種滋味，他明了于心，也知道如何更能打動人，他知道，越是“別有幽愁暗恨生”越需要“此時無聲勝有聲”，正如李清照“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一般。

所以“別有一番滋味”的表達，實在要比痛哭流涕，更能動人。

至此，字字句句皆是血的肺腑之言、真摯之情，欲說還休的家國之悲，猶如一幅凄美的圖畫，深深打入到了每一個讀者的心中。

04

結(jié)束語

作為皇帝的李煜，實在算不上明主，歐陽修在這方面早就評價過，他說：“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這的確是客觀的評價，我們不能因為其詞作上的影響力，就去否定他治國上的荒淫。

但作為文人的李煜，卻是少有的天才式詞人。李煜的詞，可以鮮明地分為兩個階段，以南唐亡國為界限：前期的詞，充滿著宮廷的享樂浮夸之風，無比綺麗但尚未達到一流境界；后期的詞，風格沉郁，充滿著故國之思，語言精練，意境開闊，與晚唐以來的香艷詞風“格格不入”，影響了中國詞史的發(fā)展。

李煜本人，對中國詩詞的發(fā)展，更是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價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的確是中肯之言。

李煜之前，詞多出自伶工之手，內(nèi)容也多以閨怨、艷情韻事為主，題材狹窄，而李煜后期的詞作，完全擺脫了花間詞濃重艷麗的脂粉氣息，把詞的創(chuàng)作由對思婦閨怨的情思引向了詞人對自身際遇的感慨和對人生的思考，形象生動、不事雕琢、情感真摯、發(fā)人深省，極大地擴展了詞的取材范圍，為后世宋詞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這正是對最鮮明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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