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輪臺縣奎玉克協(xié)海爾古城遺址考古發(fā)掘簡述
新疆自漢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漢唐時期，中央政府分別以西域都護府、西域長史府、安西大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為中心，在新疆設置了一系列相應的軍事和政治機構，管理西域事務。這些設置共同構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管理體系。
《漢書·西域傳》：“至宣帝時，遣衛(wèi)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砂草?，安輯之；可擊，擊之。”西漢宣帝時期設立西域都護府，標志著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
自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起，學界一直關注西域都護府所在地點，也提出種種不同觀點。清代的徐松認為其遺址應在輪臺策大雅氣黃文弼則認為應在野云溝一帶。權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則籠統(tǒng)標識在策大雅、野云溝之間。此后，又有學者陸續(xù)提出其他意見，但由于缺乏科學的考古工作，因此仍然止步于推測猜想，難以坐實。
鑒于西域都護府特殊的政治意義與歷史價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疆內外文博機構近年做了大量工作，初步推定西域都護府遺址應位于今輪臺縣東南方向。為此，自2018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lián)合申報了奎玉克協(xié)海爾與卓爾庫特古城的主動性考古發(fā)掘。
奎玉克協(xié)海爾古城位于輪臺縣東南迪那河下游的沖積荒漠地帶。北距輪臺縣城約20千米，西距Ｓ165沙漠公路2.5千米，東至卓爾庫特古城約９千米，東南５千米為賽維爾古城。城址所在區(qū)域地勢平坦，地表為粉沙狀鹽堿層，東西兩側為兩條不知名河流故道，生長有紅柳、蘆葦、駱駝刺等耐旱植被。地屬暖溫帶大陸性干旱氣候，年平均降水量72毫米，蒸發(fā)量2072毫米（圖一）。城址保存較好，地表可見平面呈不規(guī)則圓角長方形的墻垣，南北長310、東西寬260、周長約900米，殘高１～２米不等。西北角與南垣西段各有一缺口，西北角缺口寬約６米，南垣缺口寬約22米，疑為城門所在。城內中部有一殘高約6.5米高臺，平面呈橢圓形，南北長約120、東西長約90、周長約340米，高臺中心有一明顯凹陷區(qū)。高臺地表散布有大量動物骨骼與少量陶片。城址于1957年１月被公布為自治區(qū)級文物保護單位（圖二）。
圖— 遺址位置示意圖
底圖來自Bigemap地圖下載器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徐佑成制作
圖二 遺址現狀
發(fā)掘工作首先解剖了城址東北角低矮的墻垣，發(fā)掘表明，奎城的城墻先后經過三次壘筑的過程：最早的墻體為早期人群挖溝取沙堆成高約１米、底寬約5.2米的沙梁，后在其外側覆泥，整體高約1.4、底寬約7.9米，我們稱之為“墻芯”；第二次筑墻與第一次筑墻之間相隔年代較遠，壘筑城墻的主體部分，墻體起建于距現地表3.4～3.6米的原地表，釆用垛泥方式，自墻外取泥垛筑而成，基寬約15米、殘高約4.99米，內側直立，外側呈坡狀，因取土在城外形成寬約12.5、深約1.5米的壕溝；第三次筑墻主要是對墻體外側的修葺補筑，可見有不同時期活動面（圖三）。
圖三 城垣東北角探溝南壁剖面圖
在對筑城方式、城墻結構以及城內外堆積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后，先后對城垣南側缺口以及城內中心高臺的南部進行了發(fā)掘。在城址南部缺口處清理出不同時期灰坑、溝渠、灶址、墓葬等遺跡34處，釆集和出土陶、金、銅、鐵、石、骨、角等各類小件遺物83件（組）及大量的陶片與動物骨骼，初步推斷南部缺口為晚期沖溝所致。
高臺的發(fā)掘表明，高臺現存的形制保持了原有的形狀，為一圓角方形的臺體，中部有一圓形空間，南側有通道與中部空間相連。高臺的形成經歷了延續(xù)修筑、反復使用的過程，已暴露的建筑遺跡根據層位關系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不同時期的建筑使用材料不同、構筑方式不同、形制結構不同、使用功能不同。
最早的建筑起建面距現地表深約1.6～1.8米，現揭露出三處，主要位于高臺中部凹陷空間西側以及東南角，釆用10～15厘米泥團版筑，每版寬約1.5米，最高者可達５米以上，墻體內部泥團隨意堆砌、無規(guī)律。外壁整齊，有大面積過火痕跡。限于發(fā)掘面積和晚期建筑的疊壓關系，具體形制尚不清晰。高臺南側的通道中，在距現地表深1.6米處清理出泥坯鋪砌、寬約２米的道路，可通高臺中部凹陷區(qū)。第二期建筑疊壓于第一期建筑或建筑周邊的廢棄堆積上，使用在濕地割取的泥坯壘砌而成，主要分布在現有發(fā)掘區(qū)的北部和西部，構成了高臺周緣的外圍墻體與高臺上的房屋遺存。第三期建筑多借用第二期建筑墻體修建，位于發(fā)掘區(qū)的東北部，多是土坯房屋，墻體上可見柱洞，倒塌的頂部與立柱有明顯的過火現象。
最晚一期的建筑分布于高臺的外緣，為木柱支撐的棚架與外圍墻體的護坡，護坡呈斜坡狀，土坯壘砌（圖四）。
圖四 城址核心區(qū)發(fā)掘正射影像圖
經過三年的田野工作，基本明確了城址的沿革時期，大致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公元前770～前550年，即春秋早中期，此時該區(qū)域已有人群活動，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聚落；第二期為公元前550～前400年，即春秋中晚期，隨著人口的增加，聚落的發(fā)展，高大的城墻、寬闊的壕溝等防御設施以及城中心的核心建筑開始建造；第三期為公元前400～前150年，即春秋晚期至西漢初期。此時為城址的主要使用時期，文明不斷攀升，城中心的核心建筑不斷擴建與改建；第四期為公元前150～公元80年，即西漢初期至東漢早期，出于某種不可知的原因，城址逐漸走向衰落，直至廢棄。
總之，奎城的發(fā)掘表明，至遲在公元前550～前400年，塔里木盆地北緣已出現了具有較高程度的文明，反映著當時社會由基本平等原始社會向不平等的階級社會逐漸發(fā)展、組織由氏族制度向邦國逐漸邁進的發(fā)展過程。
出土的遺物中，既有具有濃厚的北方草原風格的夸張變形狼紋帶扣、臥狼紋陶范等遺物，也有卜骨、五銖錢等中原地區(qū)的典型遺物，還有與察吾乎溝口文化一致的帶流罐，體現出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特征。在城垣南部缺口墻面上發(fā)現的小麥遺存以及大量出土的動物骨骼，反映出當時人群的經濟形態(tài)主要為畜牧業(yè)與農業(yè)并重的混合經濟，人們依托城鎮(zhèn)定居生活（圖五）。
圖五 卜骨 圖六 帶流器流
圖七 狼紋帶扣
圖八 狼紋陶范 圖一〇 五銖錢
圖九 銅單耳帶流小罐
奎玉克協(xié)海爾古城遺址是新疆目前經考古發(fā)掘明確年代最早的城址，是春秋至漢時期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典型城鎮(zhèn)，它的發(fā)掘與研究為我們深入討論這一時段該區(qū)域史前文明由聚落走向城邦文明的早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詳實的資料，也為西域都護府的探尋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圖文轉自：“文物天地月刊”公眾號）
責編：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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