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南宋水晶壁 下：南唐投龍玉璧

2016年5月，浙江臺州市黃巖區(qū)一村民在建房挖地基時，發(fā)現(xiàn)一口紅色棺杶，隨即報警，之后考古專家聞訊趕到。在現(xiàn)場，考古專家發(fā)現(xiàn)了一塊墓志銘，時間顯示是南宋的紹興年間，根據(jù)墓志銘上的內(nèi)容，專家確定墓主人是趙伯澐與其妻李氏。從墓內(nèi)清理出從五代十國到南宋文物76件，其中包括大量精美南宋絲織品，一枚晶瑩剔透的水晶壁，以及一枚帶有神秘文字的南唐投龍玉璧。

出土墓志銘

趙伯澐何許人也？關于趙伯澐的事跡，翻閱南宋《嘉定赤城志》卷三“橋梁”篇時有這樣的記載：“孝友橋在（黃巖）縣西一里，修六十丈，廣三丈，跨大江別浦……。慶元二年圯于水，縣人趙伯澐糾合重建，筑為五洞，橋面亦五折，取道當中，坎兩旁以竅水，翼欄其上，視舊功十倍焉，今但呼西橋”。

五洞橋現(xiàn)狀

這里說趙伯澐在臺州府黃巖時，曾經(jīng)的孝友橋被潮水沖毀，趙伯澐便主持重修此橋。為了減輕洪水對橋體的沖力，他依據(jù)《營造法式》將橋墩設計成梭型，增設過水橋洞為五洞。全橋用條石砌成，橋面中間行人，兩旁設置護欄，并設竅排水，工程量十倍于舊橋。所謂西橋，就是現(xiàn)在位于臺州市黃巖西城街道雙江社區(qū)橫跨西江的五洞橋，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經(jīng)八百余年風吹雨打至今堅牢無比。

絲織品清理現(xiàn)場

據(jù)1993年重修《黃巖西橋趙氏宗譜》卷七，趙伯澐其父趙子英始徙居臺州黃巖縣，遂為邑人，紹興二十五年（1155）生，嘉定九年（1216）卒，贈通議大夫，同年與李氏合葬。該宗譜記載，趙伯澐是趙子英的第六個兒子。趙子英是趙匡胤的六世孫，在南宋初曾任臺州府黃巖縣丞。此外，據(jù)前文提到的《嘉定赤城志》記載，趙子英曾于紹興五年(1135年)任臺州府黃巖縣丞；而趙伯澐又于慶元二年(1196年)主修黃巖五洞橋。出土文物和史料環(huán)環(huán)相扣，證實趙伯澐乃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七世孫。

出土系帶綾羅鞋

據(jù)史料記載，宋太祖趙匡胤駕崩之后，其弟趙匡義即位，是為宋太宗。太宗即位后，太祖子孫基本上都流落民間，北宋滅亡時，太宗子孫除宋高宗趙構外，全部被擄往金國。然而趙構沒有子嗣，只能在民間找趙匡胤的子孫，最后讓位給趙匡胤的七世孫趙昚。除了宋高宗趙構以外，南宋所有的皇帝都是趙匡胤的后代，而南宋當時的都城在浙江杭州，所以趙匡胤許多后代的墓葬近年在浙江地區(qū)被陸續(xù)發(fā)現(xiàn)。

系帶綾羅鞋

趙伯澐墓中出土的絲織品極為精美，其反映了絲織、提花等古代高超的手工藝技術，體現(xiàn)南宋手工業(yè)的發(fā)達，具有紡織技術的研究價值；同時文物的紋樣設計蘊含典型的南宋風物，如雙蝶串枝、練鵲穿花、云鶴蓮花等吉祥紋樣具有較高的藝術審美價值，折射出當時社會的審美取向。

出土絲織品紋飾極其精美

墓主人作為宋代宗室成員，隨葬文物真實完整地體現(xiàn)了趙氏宗室成員的禮儀性服飾及日常穿著，就有極高的文化史價值。古人“視死如生”，所以趙伯澐帶走了一年四季、各種款式的服飾，涵蓋了衣、褲、襪、鞋、靴等，且織物品種齊全，有絹、羅、紗、縠、綾、綿綢、刺繡等品種，堪稱“宋服之冠”。

對襟雙蝶串枝菊花紋綾衫

隨葬衣物清一色的質(zhì)樸淡雅，大部分顏色為褐、灰、黑色，并無大紅大綠的鮮艷服色。這也反映出宋代文人的審美觀念，追求“雅”而非“俗”。就像宋代五大名窯，淡雅清逸、富有內(nèi)涵。其中，最有名的一套為“對襟雙蝶串枝菊花紋綾衫”，綾衫呈淺黃色，飾有雙蝶串枝菊花的花紋。領、襟、袖、下擺等處的沿口都鑲有深褐色的襯邊，對襟沿口接近下擺之處備有兩條系帶。

對蝶串枝菊花紋

這件衣服是趙伯澐墓出土絲織品中，色彩最為亮麗，圖案最為精美，保存最為完好的一件。它有如砥礪了800年犀利的時光金箭，依然纖毫無損，華光透亮，熠熠生輝。此綾衫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精美的紋飾圖案，優(yōu)雅娟秀的重瓣菊花均勻點綴于舒展漫卷的枝葉間，一對蝴蝶聞香而來翩翩飛舞?；ā⒅?、葉、蝶四個元素組成的圖案單位循環(huán)連續(xù)，富有一種疏密有致、均勻和諧的美感，使得整幅匹料的織成效果透露出華貴的氣派。

交領蓮花紋亮地紗袍

此外，出土文物中有一件“交領蓮花紋亮地紗袍”，長長的衣袖，令人揣想長袖善舞的瀟灑；蓮花的意象，紗絲的質(zhì)地，讓我們相信一個民族擁有的風雅。

“交領蓮花紋亮地紗袍”曾在杭州G20峰會舉辦時亮相，主席夫人攜同G20外方代表團元首夫人們參觀欣賞了包括這件“交領蓮花紋亮地紗袍”在內(nèi)的多件趙伯澐墓中出土的絲織品，大家紛紛對中國古老精湛的絲綢制作工藝深表贊嘆。

趙伯澐墓出土水晶壁

說完絲織品，我們再說說趙伯澐墓中極具代表性的兩件奢侈品——水晶璧和玉璧。其中，水晶璧外徑 7.5 厘米，孔徑 3.2 厘米，厚 1.2 厘米，現(xiàn)收藏于臺州市黃巖區(qū)博物館。

趙伯澐墓出土水晶壁

這件水晶璧質(zhì)地純凈光潔、晶瑩透亮，應是一件腰佩。為整塊優(yōu)質(zhì)天然水晶磨制而成，其制作技巧和工藝水平令人嘆為觀止！很難想象在沒有高精度機器設備的古代，竟能夠研磨出如此平整、光亮、剔透，弧線規(guī)整流暢的水晶物件。

相似的水晶璧在江西上饒茶山寺南宋建炎四年（1130）趙仲諲墓、南京西天寺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墓、浙江湖州吳興區(qū)漾西宋墓、慶元會溪南宋胡纮妻吳氏墓都有發(fā)現(xiàn)，唯一的區(qū)別是上述水晶璧均為孔壁對稱內(nèi)削，而趙伯澐的水晶璧孔壁垂直。

趙伯澐墓出土水晶壁所配絲質(zhì)編織繩帶完好如初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其他墓中都僅存水晶璧，而趙伯澐墓的水晶璧以一根精致的絲繩帶穿孔而過系結，絲質(zhì)編織繩帶保存完好如初。這為我們清楚展示了水晶璧的功能是壓制飛揚的輕薄絲綢衣物，同時也是一掛美觀時尚的佩飾。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羅漢圖》 局部

這樣的圖像資料我們可以許多南宋、遼金時期的壁畫、繪畫中找到。畫中衣物間嘗掛有環(huán)形佩飾，似為玉璧或水晶璧掛件。繩帶的系結方式與趙伯澐墓不同，但似乎末端同樣垂有穂子。

這件系繩帶水晶璧的發(fā)現(xiàn)為我們解決了功用上的一大疑惑，這提示我們另一類橢圓形水晶環(huán)應該同樣是掛件。這類外廓橢圓形，內(nèi)孔海棠形，整體呈劍環(huán)式的水晶在江西吉水李家山南宋墓、浙江東陽湖溪鎮(zhèn)羅青甲南宋墓、衢州壩下村都曾出土。如今看來，掛件的功用更為合理。

趙伯澐墓出土投龍玉璧

最后來看這件投龍玉璧。投龍玉璧外徑 7.5 厘米，孔徑 2.6 厘米，厚 0.7 厘米，現(xiàn)為臺州市黃巖區(qū)博物館藏品。玉璧為青白玉，少量棕色沁。其最值得玩味的是正面鐫刻的49字銘文。銘文由外而內(nèi)按順時針排列成三圈：“大唐皇帝?昪謹于東都內(nèi)庭?修金箓道場?設醮謝土?上仰玄澤?修齋事畢?謹以金龍玉璧?投詣西山洞府?昇元四年十月日?告聞”。

趙伯澐墓出土投龍玉璧

李昪原是南吳大將徐溫養(yǎng)子，取名徐知誥，927年掌朝政，擁楊溥稱帝。937年，徐知誥廢楊溥自立，吳亡，即位于金陵，更名誥，改元昇元，國號齊。939年，復姓李氏，更名昪，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這塊玉璧，就是改國號為南唐后第二年，李昪在一次投龍活動中的重要物件。銘文清楚交代940年10 月某日，南唐皇帝李昪于揚州宮廷內(nèi)建道場設醮修齋完畢后，將金龍、玉璧投到西山洞府。

絲質(zhì)編織繩帶

投龍活動是道教齋醮儀式中的重要程序之一，是在舉行齋醮科儀祈福禳災之后，將滿載祈者愿望的簡，與龍一起投入名山大川、岳瀆水府，龍為驛騎，負載簡文上達神靈。道教投龍活動基本形成于南北朝時期，流行于民間。唐代帝王崇道，投龍活動始走入宮廷，成為一項法定的國家大典。史籍、碑刻多有唐代帝王投龍的記載，以武則天、唐玄宗為最。封建統(tǒng)治者為國齋醮除求自身的福壽外兼祈國家的太平。

卷草紋玉管

早期的投龍活動為投龍和簡，按投放地的不同，分投山簡、投土簡、投水簡，告祈天、地、水三官神靈。唐代投龍開始出現(xiàn)玉璧。反映武則天投龍活動的唐《岱岳觀碑》即有“投龍薦璧”“于名山大川投龍璧”“金龍玉璧并投山訖”的記載。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赤金走龍即為投龍儀式之用

唐玄宗時道士張萬福《傳授三洞經(jīng)戒法箓略說》有《金龍玉璧簡文》記載：“簡者求事之詞，璧乃質(zhì)誠之信，龍即傳奏之驛”，說明了簡、璧、龍各自的作用。而李昪投龍儀式則直接把告文刻在了玉璧上，是合簡、璧為一了。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件投龍玉璧實物，對研究道教投龍具有重要意義，可惜與玉璧捆綁在一起投放的金龍不知所蹤。

趙伯澐墓出土投龍玉璧

這件南唐的投龍玉璧為何會出現(xiàn)在南宋趙伯澐的墓中呢？也許與北宋晚期興起的金石學有關，文人士大夫以收藏古物為時尚，陜西藍田呂氏家族墓中亦出土不少古物。從墓中出土最重要的位置來看，這塊玉璧是趙伯澐生前至珍之物，還專門為它配了一個卷草紋玉勒，并用一條精致的絲繩帶穿孔而過系結玉璧，繩端墜著葫蘆狀穗子。這條繩帶沉睡千年而宛如新編，令人驚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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