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為何被譽為“東方佛教的第一圣地”?
從佛陀涅槃五百年開始,印度佛教在異國他壤茁壯成長,不斷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創(chuàng)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輝煌。在遙遠的東方, 成為引領漢地佛教走向輝煌的燈塔。公元5世紀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佛教興盛與云岡石窟開鑿,便是西來像法在華夏大地奏響的一曲驚世樂章。
01
佛教東傳的波浪式軌跡
釋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傳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帶。公元前三世紀中葉,摩揭陀國孔雀王朝阿育王在統(tǒng)一印度的戰(zhàn)爭中,因殺戮過多,心生懺悔,皈依佛門。他巡禮佛跡,廣建塔寺,開鑿石窟,頒布敕令,并在華氏城(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舉行了第三次佛典結集,印度佛教盛極一時。當時派遣出國傳教僧侶的足跡,北達辛頭河(今印度河)上游,南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海島。
以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中亞山區(qū),地扼東西交通要沖,既是印度河、阿姆河、錫爾河、塔里木河等大河的發(fā)源地,又是古代印度、波斯、中華、希臘、羅馬等世界各大文明的交匯之所。在今天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間谷地,曾經沐浴古印度文明的曙光,到在公元前四世紀末的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后,希臘文化又在這里生根發(fā)芽。阿育王所遣沙門宣講的佛傳故事,在感化北印度居民的同時,也激發(fā)了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罽賓(即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等地信眾對佛陀神話與形象的新思維。
佛教的東傳
大乘佛教在犍陀羅的流行,一改自阿育王以來,用世尊的說法寶座、腳印、圣樹、佛塔、石柱、蓮花、法輪、大象、雄獅、鹿等形象暗喻佛主的傳統(tǒng),首次允許將佛陀繪畫、雕塑為人形,從而宣布了佛教像法時期的來臨。這時,大量的佛陀、彌勒、本生故事都用當地一種青灰色片巖雕刻,也用灰泥、石膏制作雕塑像和浮雕。佛陀神態(tài)矜持,擁有令人喜愛的阿波羅型面容,或立或坐,始終穿著輕柔的內衣和僧袍。菩薩身上佩戴著各種珠寶飾物,腳穿雅典式的綴寶涼鞋,與佛陀區(qū)別開來。
以希臘化為特征的犍陀羅佛教藝術走向鼎盛。在貴霜王朝統(tǒng)治下的恒河流域,受犍陀羅的影響,馬土拉藝術創(chuàng)造出大量精美的紅、黃砂巖佛教雕像。佛陀如沙門,身體壯碩;菩薩戴寶冠,略帶微笑。到在四世紀后的印度笈多王朝,上述兩種藝術進一步融合,突出表現為濕衣貼體和雙目低垂的笈多式佛像藝術。
犍陀羅坐佛像
新疆是佛教東傳的第一站。印度僧侶越過蔥嶺,最初進入新疆,應在公元之前。迦膩色迦時代,佛陀在北印度發(fā)射出的萬丈光芒,首先照亮了整個中亞山川,佛法東傳勢力轉強。從東漢明帝洛陽白馬寺僧攝摩騰、竺法蘭翻譯的《四十二章》小乘教義,到安世高小乘禪學、支讖與竺佛朔大乘禪觀的輸入,一、二世紀中華佛教秉承西學的史跡確鑿;從朱士行西天取經,到鳩摩羅什、法顯傳記所展現的西域諸國,三、四世紀新疆佛教如日中天。盡管現在我們對佛教征服新疆的步伐并非清晰,但新疆佛法早于漢地,無可置疑。大約先是小乘佛教遍行南疆,然后才是大乘佛學的異軍突起。當此之時,龜茲(今庫車)、焉耆、鄯善(今若羌)、且末等國俱行小乘,于闐(今和田)、子合(今葉城)、沙勒(即疏勒,今喀什)等國多有大乘,興建塔寺、營造石窟、頂戴佛缽(在沙勒)、講經說法、行像散華,呈現出一派佛土莊嚴。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源源而至,拉升了新疆各城邦文化繁榮。由于當地石材的缺乏,泥塑、壁畫、木雕構筑起新疆藝術大廈。新疆佛教的昌盛,成為引領漢地佛教走向輝煌的燈塔。
02
云岡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舊稱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靈巖寺。石窟倚山開鑿,東西綿延約一公里?,F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石窟規(guī)模宏大,造像內容豐富,雕刻藝術精湛,形象生動感人,堪稱中華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紀世界美術雕刻的最高水平。
云岡石窟的誕生是諸多歷史必然性的歸結
曇曜五窟的開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設的熱潮。從文成帝開始,經獻文帝、馮太后,到孝文帝遷都,皇家經營約四十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開鑿。同時,云岡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窯石窟、魯班窯石窟、吳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繼完成。期間,廣泛吸收民間資金,王公大臣、各地官吏、善男信女紛紛以個人、家族、邑社等形式參與石窟建造,或建一窟,或造一壁,或捐一龕,或施一軀,遂成就了武州山石窟寺的蔚然大觀。遷都之后,武州山石窟建設仍延續(xù)了三十年,直到正光五年(524)六鎮(zhèn)起義的戰(zhàn)鼓響起。
第20窟的露天大佛
作為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武州山石窟寺的壯麗與輝煌,在震驚當世的同時,成為引領和推動北朝石窟佛寺建設高潮的樣板。向東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向南洛陽龍門石窟、鞏縣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邯鄲響堂山石窟等,向西甘肅涇川南石窟寺、慶陽北石窟寺、天水麥積山石窟寺、永靖炳靈寺、敦煌莫高窟等等,無不受其影響。從北魏曇曜開窟至初唐道宣遙禮,近二百年間,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代京靈巖始終是中華僧徒心中的圣地。對華夏石窟寺的推廣、雕刻藝術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03
東方佛教藝術的曠世絕唱
關于云岡石窟的藝術源流,一百多年來中外學者論述頗豐:有埃及影響說、希臘影響說、拓跋氏影響說,還有犍陀羅藝術、馬土拉藝術、笈多藝術、西域(新疆)藝術輸入說等。其中,以犍陀羅藝術、馬土拉成分、新疆風格等觀點最為流行。北魏文成帝“太安初,有獅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跡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缽并畫像跡?!鄙鲜鲇涊d表明,平城、云岡佛像與印度、新疆藝術有著一定的傳承關系。
然而,考察犍陀羅、馬土拉佛教造像,我們總會產生一種似是而非的困惑,因為實在找不到多少與云岡石窟完全相同的東西。而那些造型、氣韻、時尚方面的差異,顯然表明彼此之間文化、藝術關系的斷裂,或存有闕環(huán)。相反,對新疆早期佛教遺存的觀摩,則令我們倍感熟悉和親切。這種親近的感受,來自庫車克孜爾石窟,也來自新疆遺存的中心方塔式佛殿,更來自塔里木盆地南北那種拓制便利、樣式紛繁、面如滿月、充滿異國情調的黃泥塑像。
從佛法東傳的時代背景分析,涼州僧匠最初帶到平城的只能是涼州模式或西域樣式,而涼州模式實際上就是西域南北兩道佛教的混合藝術。新疆式的犍陀羅藝術甚至馬土拉藝術,移花接木般地在云岡石窟翻版,應當屬于歷史的必然。尤其是大乘佛教盛行的于闐、子合等地像法。從云岡石窟的工程本身分析,涼州僧匠是規(guī)劃設計的主體,其所依憑的佛像、畫本及其造像法則,無論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模仿西域,但設計藍圖必定是經過北魏皇帝、有司會審批準的,鮮卑與漢民族的審美愿望自然滲透其中。而開鑿洞窟的工匠,包括部分涼州僧人,但主體是來自中原各地的漢人,因而大量運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雕刻技藝和表達方式。我們講,西式設計與中式技藝是云岡最大特點。當然,越往后來,中華傳統(tǒng)的分量越重,自主創(chuàng)新的意識越強。這就是為什么云岡造像藝術并不簡單雷同于印度、中亞、新疆的原因。
作為西來像法在中華大地綻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岡石窟一改蔥嶺以東石窟寺泥塑、壁畫、木雕為主的藝術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東方首次營造出氣勢磅礴的全石雕性質的佛教石窟群。同時,廣泛吸收中外造像藝術精華,兼容并蓄,融會貫通,成為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集大成者。云岡石窟開鑿大致分為三期,即三個階段。早期為文成帝時曇曜五窟的開鑿,中期為獻文帝、馮太后、孝文帝時皇家營造的大窟大像,晚期為遷洛后民間補刻的窟龕。云岡造像分為兩類:前則西域風格,后則華夏新式。集中展現了西來像法逐步中國化、世俗化的演進過程,堪稱中華佛教藝術發(fā)展的里程碑。
主尊坐佛,第19窟北壁
曇曜五佛是云岡石窟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域造像藝術東傳的頂級作品。大佛身著的袈裟,或披或袒,衣紋厚重,似屬毛紡織品,這無疑是中亞山間牧區(qū)國家的服裝特征。大佛高肉髻,方額豐頤,高鼻深目,眉眼細長,嘴角上翹,大耳垂肩,身軀挺拔、健碩,神情莊嚴而又和藹可親,氣度恢弘。誠如唐代道宣大師所云:“造像梵相,宋、齊間,皆唇厚、鼻隆、目長、頤豐,挺然丈夫之相?!保ㄋ巍夺屖弦[》卷2)。特別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法相莊嚴,氣宇軒昂,充滿活力,將拓跋鮮卑的剽悍與強大、粗獷與豪放、寬宏與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現的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給人以心靈的震撼。而第18窟主尊大佛東側的十位弟子,相貌、神態(tài)各異,均為西方人種,具有顯著的西域特征。
獻文帝繼位(466年)后,對武州山石窟工程進行了重新部署,建設規(guī)模擴大化、洞窟形制多樣化、圖像內容多元化的步伐加快。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云岡石窟建設達到鼎盛。這一時期開鑿完成的洞窟,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四組雙窟和第11、12、13窟一組三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在洞窟形制上,不僅有穹廬型,還出現了方形中心塔柱窟,以及前后殿堂式洞窟。在佛龕造型上,不僅有圓拱龕、尖拱龕、盝形龕、寶蓋龕,又增加了屋形龕、帷幕龕和復合形龕等。平面方形洞窟的大量出現,較早期穹廬型洞窟而言,雕刻面積大幅度增加,雕刻內容與形式也變得復雜起來。洞窟的頂部,多采用平棋藻井式雕刻。壁面的雕刻,采取了上下重層、左右分段的方式。這一時期的造像題材,雖仍以釋迦、彌勒為主,但雕刻內容不斷增加,依憑的佛經明顯增多,普遍流行的是釋迦說法或禪定龕像、釋迦與多寶并坐龕式、七佛造型,維摩與文殊問答、以及菩薩裝或佛裝的交腳菩薩龕式等。護法天神像,開始雕刻在門拱兩側;佛本生、佛本行故事龕和連環(huán)畫刻,出現在列壁最直觀的位置;作為出資者的供養(yǎng)人形象,以左右對稱排列的形式出現在壁龕的下方。佛塔、廊柱、廡殿等建筑造型,躍然而出;飛天、比丘、力士、金剛、伎樂天、供養(yǎng)天,千姿百態(tài);各種動物、花紋圖案,爭奇斗妍。至此,云岡藝術寶庫的真容畢具。
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平城依然為北都,云岡的皇家工程基本結束,但民間盛行的開窟造像之風猶烈。盡管大窟減少,但中小窟龕卻自東迄西遍布崖面。這些數量眾多的晚期洞窟,類型復雜,式樣多變,但洞窟內部日益方整。塔窟、四壁三龕及重龕式的洞窟,是這一時期流行的窟式。造像內容題材,趨于模式化、簡單化。佛像一律褒衣博帶,面容消瘦,細頸削肩,神情顯得縹緲虛無;菩薩身材修長,帔帛交叉,表情孤傲。給人以清秀俊逸、超凡脫俗的感覺,顯然符合了中國人心目中對神仙形象的理解。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紋越來越重疊,龕楣、帳飾日益繁雜,窟外崖面的雕飾也越來越繁縟。上述風格與特征,與龍門石窟的北魏造像同出一轍,標志著中華民族對西來佛教像法的引進與吸收過程的初步終結。
04
平城時代對中國佛教的重大貢獻
北魏定都平城的九十七年,是中國佛教成長壯大、方興未艾的關鍵時期。除了云岡石窟對于后世石窟建設、美術發(fā)展的影響之外,此間引進、形成、確立、鞏固的佛學思想,以及僧官體制、僧尼制度及寺院經濟模式,對后世佛教發(fā)展影響深遠。
北魏平城時代中華佛教中心的形成與確立,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其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不可低估。唐代以前,云岡石窟是中國唯一的大型佛教石窟藝術寶庫。
撰文 / 張焯
編輯 / 余曉慧
全套《云岡石窟全集》
《云岡石窟全集》是一套全面反映云岡石窟不同時期、不同洞窟、不同藝術風格與藝術特點的大型圖集?!度饭?0卷,大八開、全彩五色印刷,采用檀香油墨,用圖12710張,百萬字,收錄造像以分窟分卷的形式編輯,每卷配以一篇反映學界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專業(yè)學術論文。全集披露圖片絕大部分為首次刊印,以空前的規(guī)模、全景式展現了云岡石窟的文化特色與藝術精華。
座談會預告
時間:2019年10月15日(周二)14:00
地點: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地下報告廳B101
活動主持:賈慶鵬
學術主持:杭侃
主辦:青島出版集團、云岡石窟研究院、
承辦:北京蘭阇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
技術支持:云岡數字中心、北京大學燕京學堂
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北京千華駐科技有限公司
qdpubwx
Hash:18ed9ae6435d6e23fac2a6b55016b059a287ed97
聲明:此文由 青島出版集團 分享發(fā)布,并不意味本站贊同其觀點,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權益,請聯系我們 kefu@qq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