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帶領(lǐng)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zhàn)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于10月31日專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宣示新一屆黨中央領(lǐng)導(dǎo)集體的堅定政治信念。

這里，是我們黨夢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之地，是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家園。

當年黨的一大二大會址的選定更是以安全和保密為第一考慮，因此，對一大二大會址的尋訪，有關(guān)部門頗費了一些周折……

一大會址的尋訪

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時，作為中共上海黨早期組織成員的邵力子，并沒有作為代表出席大會。但作為東道主的中共上海黨早期組織，在籌備一大會議期間，身為非代表的邵力子在幕后黙黙地支持一大的召開，為大會出謀劃策。他的家成為大會的“籌備處”，他本人與李達、李漢俊和張國燾等起草了供一大會議討論的文件。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各帝國主義列強染指頗深，社會動蕩不安。在這種錯綜復(fù)雜的形勢下，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認為，中共一大會場不能選在旅館。那選在哪里呢？她在和李達商量時，建議在李漢俊的住處開。李漢俊的住處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其建筑是上海最具地方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庫門建筑。

對于為什么要選擇這一地點開會，1983年8月2日，吉林大學曹仲彬教授專訪了王會悟。當時，王會悟回憶說：“因為李漢俊住在他哥哥李書城的公寓里。李書城于1908年10月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到廣西桂林與黃興取得聯(lián)系，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擔任了陸軍干部學堂及陸軍小學堂的監(jiān)督，主管教學工作，他特別重視激發(fā)學生的革命熱情和愛國之心，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1917年9月，李書城積極支持孫中山的護法運動，并組織了"湖北護國軍"。護法運動失敗后，李書城陷入一種苦悶彷徨的境地。這時，他的胞弟李漢俊從日本留學回國，給他帶來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也帶來了馬列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從事革命活動，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較安全的條件，為李漢俊提供住處……在上海李書城有好幾處公館，李漢俊住的就是其中一處公館，如果在此公館開會，就比較安全?！蓖鯐蛟谡鞯美钸_同意后，親自去找李漢俊。李漢俊一聽要在他家開會，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表示不同意，當時他心里很害怕，兩人談到中午12點，李漢俊仍不同意。幾天后，王會悟接連幾次去找李漢俊。王會悟說，她當時“建議會議上午開，并在他家樓上開，以便更好掩護。樓下家里人來人往，買菜、做飯、洗衣服都可以掩護樓上開會。即使客人來，在樓下接待，樓上開會也不會被發(fā)現(xiàn)。最后，李漢俊同意了”。

中共一大會場就這樣選定了。

由于這次會議是在白色恐怖環(huán)境下召開的，而后又長期處于戰(zhàn)爭年代，因此中共一大會址的尋找、確認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進行。1950年初秋，上海市委根據(jù)中央的指示，為迎接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30周年，必須找到當年召開中共一大的地方，并建立紀念館。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將這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wù)交給了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處處長沈之瑜。

大上海幾經(jīng)變遷，近30年間物是人非，何從尋覓當年的中共一大會址呢？起初，尋訪人員以蕭三所著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一書為依據(jù)，認為中共一大召開的地點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倉路）的博愛女子學校。一番搜尋下來，發(fā)現(xiàn)竟沒有這一名字的學校。原來，蕭三誤將博文女校寫成博愛女校，這才出現(xiàn)了一個大“烏龍”。在搞清楚了準確的名稱后，上海市委宣傳部派人將博文女校的房屋外形拍了一組照片送中宣部，擬呈報毛澤東、董必武等當時參加中共一大會議的成員審定。中宣部領(lǐng)導(dǎo)明確告知，博文女校并非中共一大會址，而是一部分代表寄宿之所。

尋找當年中共一大會址，屬“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范疇，所以要時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文處處長的沈之瑜負責尋找。茫茫大上海，何從尋覓中共一大會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提供的—楊手下有一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是周佛海的兒子！父子分道揚鑣，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線索：其一，他的母親楊淑慧現(xiàn)居上海。一大期間，周佛海正與楊熱戀，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箲?zhàn)勝利后，周佛海因漢奸罪身敗名裂，其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拿了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花了好長時間才在上海圖書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了《往矣集》。書中提及，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的地方是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開會的地方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沈之瑜趕忙請教了上海地名學者和專家，得知貝勒路已更名為黃陂南路。這樣一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

隔了一天，楊淑慧來找沈之瑜，說是將盡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與此同時，尋訪人員也找到楊淑慧，請她協(xié)助尋找“李公館”。在楊淑慧的記憶里，當時李漢俊的房子是新造石庫門房子，是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租來居住的，前門對著馬路，路邊一片荒涼，大門對面是一片菜地?？墒?，30年過去了，時過境遷，“李公館”是否還如記憶中那般呢？

楊淑慧來到黃陂南路附近轉(zhuǎn)了好幾日，仔細尋訪、回憶、辨認。一天，當她走到黃陂南路與興業(yè)路交叉路口時，似乎找到了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后來，她一打聽才知道，興業(yè)路就是以前的望志路。興業(yè)路轉(zhuǎn)角處第一幢石庫門門牌是100號，向西為102號、104號、106號、108號，在106號掛著“恒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前，楊淑慧凝望許久后對沈之瑜說：“這很像當年李漢俊的家?！睘榱舜_認情況，兩人找到店鋪老板董正昌詢問情況。

原來在1924年，董老板租下了望志路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也就是后來的興業(yè)路70號、72號、74號、76號、78號，并對房子的內(nèi)外部進行了改造。外墻壁比原來高了，清水墻也變成了混水墻。在談話中，董老板還提到106號、108號兩幢房子是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續(xù)租的。李先生把這兩幢房子的隔墻打通，變二為一。這幢房子的后門開在原貝勒路的樹德里，現(xiàn)在已經(jīng)封閉。

沈之瑜判定董老板口中的“李先生”與李漢俊、李書城兄弟應(yīng)該不會是偶然的巧合，加之上海人有喜歡從后門出入的習慣，也就弄清了為什么當事人只記得貝勒路而不記得望志路的緣故。雖然現(xiàn)今的“李公館”已經(jīng)面目全非，但眾多的信息已經(jīng)確認中共一大會址大概就在這幢樓里了。

出于審慎的考慮，上海市委把興業(yè)路中共一大會址拍成了照片，還專門請木匠把“恒昌福面坊”復(fù)原成“李公館”的樣子制成了模型，并派人送到北京。毛澤東和董必武看后一致確認，這就是中共一大會址。李書城在看了照片后也證實：“那時我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108號，現(xiàn)在路名和門牌改了，但那兩幢房子確實是當時我家的住房?！?951年6月，上海方面終于確認“興業(yè)路76號系當時的會址，此處當時是望志路106號，后門由貝勒路樹德里出入”。至此，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大會址最終確認了。

由于修葺搬遷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30周年大慶時，中共一大會址還掛著“恒昌福面坊”的招牌。10月8日，上海市委發(fā)出通知，把興業(yè)路上的中共一大會址以及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辟為革命紀念館，并成立了專門的管理委員會，由夏衍擔任主任。1952年，上海市委購下了興業(yè)路76號、78號兩幢房子，鏟下了墻上的石灰，露出了青磚嵌紅磚的原貌，這才恢復(fù)了“李公館”—中共一大會址的本來面目。而后，又對屋內(nèi)的布置進行了多方考察、確認。

1961年3月4日，國務(wù)院將中共一大會址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68年正式改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并向公眾開放。

當年大會的會址選定為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漢俊的家后，就希望找一幢獨立的、與李漢俊住宅相近的地方解決代表的吃和住。這樣與李漢俊住宅相距不遠的私立博文女校就被看中了——女校已放暑假，學生都離校回家，有足夠住宿的房子，該校環(huán)境清靜，適合代表居住；由于已放暑假，學校僅有一名校工負責看守學校，也利于會議的保密。關(guān)鍵是怎樣去與黃紹蘭校長落實。

對于黃校長，李漢俊和李達都與她相熟。黃紹蘭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xiāng)之誼。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xù)弦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曾任博文女校董事長徐宗漢的秘書，李達本人也與黃紹蘭認識。關(guān)于和黃紹蘭商議租房的事，原先打算由李達去與黃紹蘭商議，后經(jīng)大家慎重考慮，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決定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出面與黃紹蘭直接聯(lián)系較為妥當。

王會悟登門拜訪了黃紹蘭，當說明了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向校長租借房子的來意后，黃紹蘭很爽快地一口就答應(yīng)下來。就這樣，博文女校成為中共一大代表們的住宿地。

黃紹蘭交給校工的任務(wù)，一是為代表們做飯，二是嚴格把門，不許放進任何一個外人。但直到一大最后結(jié)束，黃紹蘭都不知道，住在博文女校的這些旅行團人員來滬的真正目的。

二大會址的尋訪

1922年7月16日，壬戌閏五月廿二日。當日傍晚，一群年輕的共產(chǎn)黨人又聚在一起，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拉開帷幕。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變，曰辭職，曰省長不能到任，曰匪亂。而正式之交戰(zhàn)不預(yù)焉……”當日《申報》如此報道。翻開舊報紙，兵變、匪亂、交戰(zhàn)、餓殍，諸種“不幸之事”，幾乎每一天如影隨形。就在這一天，中共二大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其實，二大曾有另一個可能召開的地點——廣州。當時共產(chǎn)國際代表對廣州很有興趣，而陳獨秀與張國燾等人卻覺得：“當時廣州風云變幻，是個是非之地，政治局勢并不明朗?！?

當然，二大召開時上海的政治環(huán)境也十分嚴峻，中央局選擇輔德里作為開會地點頗費心思。這里當時是中央局成員李達的寓所。當年輔德里處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匯處，周圍相同的石庫門房屋連排連幢，使得這一處淹沒其中，并不搶眼。并且黨創(chuàng)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的后門，萬一突發(fā)情況便于及時疏散。這里相對較為安全，是共產(chǎn)黨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聯(lián)絡(luò)站。

鑒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干擾的教訓(xùn)，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這里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gòu)—人民出版社的社址，也是《共產(chǎn)黨》月刊編輯部所在地，就在滿屋柴火堆里藏著一本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中共二大就在柴火堆的“火種”旁開幕了。為了會議的安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還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

出席大會的有中央局成員、黨的地方組織的代表和參加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回國的部分代表，共12名，其中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他們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中央機關(guān)代表蔡和森，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tǒng)等。這一群中國革命的精英聚集在一起，在昏黃的燈光下暢議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據(jù)李達夫人王會悟后來回憶，當時沒有正式布置會場，比較樸素簡陋，就是加了幾張凳子。兩只柳條箱放在窗口，上面鋪一塊布，當桌子用，“他們持續(xù)不斷地開，下樓吃飯的時候，也在飯桌上討論會務(wù)”。

毛澤東于1936年在陜北保安的窯洞里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說，“到1922年5月，湖南黨組織……我那時是書記……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反對趙恒惕的運動。那年冬天（注：應(yīng)是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yún)⒓?，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jié)果沒有能出席?！痹谥泄财叽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么，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痹匈Y料說，劉少奇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會務(wù)，會后根據(jù)陳獨秀指示向毛澤東傳達。

不過，時間過去了十幾年后，毛澤東的回憶存在誤記的可能，因為：據(jù)李達回憶，中共二大第一次會議地點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李達寓所），毛澤東經(jīng)常出入李達家，不應(yīng)該忘記這一地址。張國燾回憶，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中共中央租的一所房屋召開，毛澤東也應(yīng)知道這個地址。另據(jù)張國燾回憶：“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yù)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期趕到，使會期展延了幾天?！贝苏f法表明，毛澤東不是“忘記”地點，而是沒有來得及趕到上海。所謂“展延了幾天”，也說明大會倉促，不能久等。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的墻上，懸掛著12幅會議代表照片，其中一幅留下空白。人們遐想聯(lián)翩：第12名代表究竟是誰?

據(jù)史料記載，李達并沒有在“輔德里625號”久住，二大結(jié)束后便前往湖南自修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李達應(yīng)邀協(xié)助尋訪、勘認二大會址，后經(jīng)詢問輔德里老居民、核對變更的門牌號碼，終于確定輔德里625號為自己昔日的寓所，中共二大會址最終得到確認。（余瑋）

Hash:b1039da3242838ec4109fb46e2d30df9ceaacbe5